中国的麻烦

这一次《经济学人》对广州集体性事件的评论出人意料(至少出我之意料)地缓和,甚至还表现出了一些对中共的赞赏,当然,不是对广州市政府,而是对最高领导人。不错,从这次事件中政府逮捕了下令开枪的军官来看,确实是从来没有过。不过仅仅因此就推出政府在正确对待群体性事件上有了很大进步的结论为时尚早。反正我觉得这次《经济学人》的评论写的水平不高。也许正如该文一开始说的,作者根本就不知道该将重点放在哪里。
值得一说的倒是《联合早报》的评论,角度出人意料,不是镇压,不是示威,不是人权,不是封锁媒体,而是法治。确实,我在想,如果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那么,当发生这种事件的时候,最应该采取主动的理应是司法系统,应该是检察院、法院、律师,各种司法鉴定和仲裁机构;应该由司法机构来全权处理调查、取证、鉴定、拘留、逮捕、起诉、审判等一系列过程。可惜,我们没有看到,因为,正如《经济学人》所说的,我们中国人,只能眼巴巴的等待一个高高在上的明君来为我们做主。

Trouble in Chinatown

中国的麻烦
经济学人,12月12日

在一次由于土地征用导致的暴力抗议以及随后引发的警察镇压(并造成数人死亡)之后,中国官方逮捕了对此事件负有责任的军官。这一可能成为1989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向示威群众开枪的事件给中国政府带来了很大麻烦

现在很难确定什么是最值得注意的:抗议?镇压?还是政府的反应。上个星期,发生在中国南部某个相对富裕的省的海边渔村的一场示威抗议演变成了暴力冲突。东洲的村民们拿起长矛、刀子、雷管、燃烧弹和炸药,先是扬言要炸掉当地的一个发电厂,继而又抗拒前来恢复秩序的武装警察。武警在黑暗与“惊慌”之中用枪声回应,结果造成至少三个示威者死亡,以及若干示威者受伤。目击者说,身穿黑色制服的防暴警察和穿着迷彩服的其他武装人员持续不断地向示威者开枪。有些人则说在上周连续几个晚上“极快的枪声会突然响起”。
记者们通过电话采访村民得到的报道说明,事实上,有更多的人被杀,可能是20个(有篇报道说是50个),包括旁观者。而那些受伤的人则据说藏了起来,因为害怕如果冒险去医院的话会被抓起来。国际大赦组织说这是自1989年以来中国政府第一次让警察向示威者开火,并杀死示威者。尽管在中国,不断增加的抗议活动越来越寻常,不过发生在东洲的事件依然不同寻常。
更为罕见的仍然是官方的反应。不仅是否认警察镇压——尽管这种态度降低了官方解释的效果——广东省政府在周末同时还批评了下令开枪的武警指挥官的“错误行为”。当局立即拘留了该指挥官,这一不寻常的反应意味着高层领导担心该事故被处理不当。中国去年有74000起群众抗议事件,比10年前的10000起大得多。但是示威者们通过会被警棍与催泪瓦斯驱散,而不是真枪实弹。而在东洲,据说一些警察还带了AK-47突击步枪。
尽管麻烦应该在几天前就已经结束,但依然有300多警察继续封锁着东洲。他们带着盾牌和警棍,并且命令村民呆在家里。任何原因都可以推出在中国经济继续飞速发展的时候,会出现更多的暴动。上个星期参加抗议的农民与渔民并非中国最穷最绝望的人。许多建造在汕尾市附近的房屋很现代化而且装修也很好;其中有些还是三层楼的。但是由于他们的土地被征用来建设一个价值7亿美元的发电厂计划,却只得到了很少的补偿,才激起了当地人的怒火。
这意味着普通的中国人正越来越意识到他们的财产权,并且愿意为了捍卫自己的财产而对抗政府。官方承认,在那些赤贫人口逐渐转变为适度贫穷人口的过程中,社会动乱可能还会有所增加。(在2003年,人均GDP超过了1000美元大关。)在那些落后的农村,经济正在逐步发展,例如远西,同时不满也在逐渐增长。

不要建立围墙
中国政府应该如何处理这些抗议?这正是燃眉之急。即使真正的、威胁到国家稳定的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对于中共统治者而言,那些愤怒的示威者依然令他们感到阵痛不已。强硬路线者相信用严厉的手段,例如禁止在因特网上发布煽动“非法游行”的信息,并且配置新的训练有素的反暴动反恐怖部队。后两者被组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特警”部队,他们将负责处理一切转变为“高对抗性”的示威活动。但是如果在冬洲发生的粗野一幕就是特警们的行动标志的话,那么中共就必须寻找其他的应对方式。至于阻止在因特网上传播信息,这同样没有效果,因为看起来这次流血冲突的大多数报道都是通过老式电话来完成的。
有时候示威
有时候示威活动会很偶然的突然发生。今年六月在安徽池州发生了一起牵涉成千上万人的骚乱,起因仅仅是一个有钱人撞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只是一起很小的交通事故)后的口角。但是更普遍的骚乱根植于土地问题,官员应该也可以为那些鸣冤不平者做更多的事,例如保证他们的财产权得到更好的尊重。打击腐败也可以帮助解决问题。然而更寻常的是,用来补偿被征用土地人民的钱却被贪污的官员中饱私囊。一个住在冬洲附近本周接受采访的居民代表了许多人的呼声“官员们拿走了土地,而我们却得不到足够的补偿。”
有一些迹象表明中国政府不会仅仅依靠镇压的手段。本周末拘捕负责军官的行动是令人惊讶的也是受人欢迎的。这意味着高高居于中国普通百姓、军队和中共组织之上的最高领导已经干预了这一事件并且不支持警方的武力行动。另外,新闻记者们能将东洲事件报道出来同样反映了十年之前不存在的一定的自由,就如同在北京的城墙上涂鸦“我们要人权”一样。当越来越多的抗议出现的时候,要求权利的呼声肯定会变得更为响亮。

依法治国不是靠说的
联合早报:从地方报章所陈述的“事实”,可以发现一些相同特点:事件一定是由极少数“别有用心”人士或滋事分子所引起的,公安警察得到大多数村民的支持和理解,任何行动必定是依照法律行事(却不具体说明是哪一条),对闹事者多番劝说无效,最后不得不强行“执法”。
但是从事件发生到被地方当局定性的过程中,却听不到司法部门的声音。地方当局那么快对事件定性,固然是为了避免矛盾扩大和尖锐化,却也让人怀疑是否有利益倾斜或避免上级政府介入调查之嫌。
没有经过必要的法律鉴定和仲裁,光靠官方媒体在报道中言必自称“依法”,又如何让民众相信当局是“依法治国”?记者已经听说民间有这样一个笑话:说中央领导人下到农村视察,关心地问村民生活上有什么难题,村民回答说:“我们这里什么也不缺,就缺陈胜、吴广(秦朝第一个带头造反的农民领袖)。”

关于中国法治建设,本博客上的相关链接:
一位考验中国法院的法官
绝望的寻求正义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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