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玉尘中窒息

在玉尘中窒息
2005-12-16 星期五(Friday) 多云

从来没有想到在光彩夺目的玉器背后还有那么多悲惨的人物,那么多辛酸的故事。感谢洛杉矶时报告诉我一位中国玉石切割工人的故事。不过我希望中国的记者们也能够在这方面作些有深度的报道。刚刚我用Google搜了一下,关于玉石加工导致硅肺的新闻,只找到一个“人大代表帮硅肺工讨赔偿”,主旨还不是谈玉石工人的,而是赞扬人大代表的。我相信,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有太多可以挖掘的报道与题材,太多可以让每一个中国人共同分享,共同承担的苦难与欢乐,各位记者们,你们要加油啊!

Stifling in Jade Dust

在玉尘中窒息
——在中国的玉石加工厂工作数年之后,31岁的冯兴中(音译)已经奄奄一息。他不是唯一一个受害者,但他却是第一个站出来要求公正的受害者。

By Ching-Ching Ni, Times Staff Writer
洛杉矶时报,12月14日

冯兴中的工作是用电锯将一块块牛羊一般大小的巨石切开,并将这些粗笨庞大的家伙割成一片一片的,以至于可以将它们扔进一个碗里。每个月他这样可以挣20美元。
在玉石加工厂的其他工人则需要将这一片片的翡翠、绿松石、玛瑙以及其他玉石修整成更小的心形或者球形,抛光、钻眼,将它们串到耳坠、手镯和项链上去,最后将成品运送到美国的商店里去。
不过冯不会考虑这些,在他这震耳欲聋的12小时的工作中,他不会考虑任何事情。当一天结束的时候,冯看上去像是一个刚刚从井下冒出来的煤矿工,从头到脚都是红色的、绿色的或者黄色的灰尘,究竟是什么颜色取决于他所切割的石头。
从18岁到26岁,冯甚至连一个面具都没有地苦干,并试图将自己从一个赤贫的农民转变为一个成功的城市工人。他和一个同事结了婚,并且生了两个儿子。
“我们曾有一个美丽的梦”,冯说,“在这里挣点钱,然后回到家乡,去做小生意。”
今天,冯最希望的是尽量多活一阵,以便可以从自己所在的厂子里拿到点钱。正是他的工厂令他得了硅肺——一种被人们称为是灰肺的无法治愈的疾病,该病每年杀死24000多从事采矿、采石、建筑和造船业的中国工人。
大多数人慢慢的因此病窒息而死,他们不知道抗议。但是冯,他要求得到赔偿。他向两个法院起诉他的老板。他在公司总部附近守候。他在香港劳工组织的帮助下要求仲裁,并已经赢了一场。
但是他还没有拿到一分钱。
“我可能在一两年内就会死”,31岁的冯声音轻微柔和,伴随着不时的咳嗽,“我还年轻。我有一个妻子,两个孩子,还有一个年老的母亲。再多的钱也无法挽回我的生命。我要的只是一点公平。”
冯所工作的工厂是中国深圳南部两千多家中小型玉石加工厂中的一家。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该地区每年要加工大约5万吨次等的玉石,占全世界的70%。
当冯在上世纪90年代来到他的工厂时,当时这家名叫“高雅”(音译)的玉石厂大约有50个员工。狭小的工作车间里却没有任何通风系统。
“我们要求面具,但是他们说没有。没有为什么。”冯说,“他们知道我们是农民,我们渴望有一份工厂活干。”
该工厂的母公司是香港的Ko Ngar玉石有限公司,但是它拒绝讨论它的工厂,也不愿透露它所供应的零售商。但许多Ko Ngar的玉器最后会出现在美国。
根据PIERS统计的进出口数据,美国公司今年仅仅从Ko Ngar这里就进口了11万8000磅的货物。
一些美国公司,例如Oriental Crest Ltd. of Houston,是批发商;而另一些,如Fire Mountain Gems of Grants Pass、Ore.则在因特网上出售玉珠和珠宝饰物。
Oriental Crest Ltd.拒绝对Ko Ngar工厂的情况进行评论。而Fire Mountain Gems的主席Stuart Freedman则说他的公司会“深感惊讶如果Ko Ngar正在做任何危害工人的事情的话。”
“在我看来,Ko Ngar做生意的方式没有任何问题。”他说,并指出Fire Mountain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就购买Ko Ngar的产品。
Freedman还说,他怀疑这样做的是一些中国工厂,而非Ko Ngar的下属分厂。就算Ko Ngar的分厂有这种行为,也很难说Ko Ngar是否知道存在这种不应有的情况。
冯和其他工人说一些长期的美国顾客偶尔也会进行检查。在不久前的一次调查中,他说,工厂的管理者命令进行了一次大清理。
“老板应该还放了一些人的假,使得车间里看起来不那么拥挤和飞满灰尘。”冯说。
晚上,冯和他的工作伙伴住在年久失修的宿舍里,睡的是三夹板的床。没有淋浴,他们洗澡只用毛巾和一桶水。
“我像这样生活了八年”,冯说,“我将我最好的年华给了他们。”
尽管艰苦的环境,冯还是留了下来。因为回到他的农村老家,根本就没有工作的希望。他娶了一个在同一家厂的玉石打磨工,毛广春(音译),她和冯一样,来自四川省的中部。
当毛怀孕时,他们要回冯的家乡,在经历了火车、客车以及穿越泥泞小道和野生竹林的艰难的四天跋涉之后,他们来到了自己的家。他们的儿子,亮,就出生在那里,然而他们将儿子交给冯的父母,又重新回到深圳。
“自从我出来之后,加起来我总共才回去了五六次。”冯说,“仅仅来回就要在路上花费8天。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浪费。”
两年之后,毛再次怀孕。尽管生第二胎会触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并被处以1200美元的罚款。但是小两口无法狠下心来去做人流。冯自己就是一个“计划外”孩子,他的父母为他的出生在1974年付了一笔罚款。
“我是家里唯一一个儿子”,冯说,“我知道我父亲身上的担子。我想两个儿子会让日子更容易一些。”
于是小两口再次回到家乡,他们的第二个儿子,鹏,就在那里出生。毛和冯又马上回去工作,以挣钱来付清罚款。

————————————————

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冯的胸开始疼痛。他感到呼吸困难,并经常咳嗽。其他工人也有同样的症状。管理者为员工们组织了一次体检。
冯和其他人被告知他们得了肺结核。冯记得老板当时说这种病会传染,但是也能治愈。患病的工人们拿到了250美元的补偿,并被要求回家休息半年。并承诺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会给他们一份强度较低的工作。
“可是当我回去的时候,他已经将工厂停掉,并解雇了数百名工人。他搬出了原来的城镇,换了一个地方,也换了工厂的名字。”冯说,“当我再次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将我推出大门,并说他们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在接受了肺结核治疗一年之后,冯的情况依然没有改善。他自己找了一个医生去重新检查。结果查出来是硅肺。
“医生告诉我目前在全世界都还没有治疗这种病的方法。”冯说。
怀着愤怒,他在2002年的时候通过海丰的一个劳动纠纷仲裁委员会要求获得赔偿。他的公司从徽州附近搬到那里,并将它的名字从“高雅”改为“高艺”。
但是该委员会拒绝受理,因为它所工作的工厂原来是在徽州。
然后,他尝试起诉。但是两个法院都拒绝受理,理由是在海丰的工厂和在徽州的不是同一家。
“他们把名字从高雅改成了高艺,”冯说,“只是一个字,他们就推掉了所有的责任。”
劳工权利主张者和许多学者认为这样的起诉在一个司法程序对雇主有利的国家里已经成为一种不断升级的斗争。
“在中国,司法腐败到处可见,法律是用来对付穷人的。”人民大学社会学家周晓正(音译)说,“对于农民工而言,几乎不可能得到救济并保护自己。”
冯和其他工人认为他们原来的老板对法院行了贿。“他们说什么‘人民法院’,‘人民法律’,全是胡说八道。”41岁的吴国俊说,他也是其中一位受害者。“他们只在乎钱。”
冯从朋友和亲人那里借了钱打官司和维持生计。他的债务已经将近1万美元。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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