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中的西藏人

据中国新华社周一报道第十一世班禅在接受采访时说:“10年来,中国信教群众享受到了充分的信仰自由,中国实行了最好的民族宗教政策。”
班禅说:“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政府对待宗教的基本政策。这十年中,我去了很多地方,亲眼目睹了国内信教群众能够享受到充分的信仰自由,各宗教团体享有开展正常宗教活动的自由,像我这样的活佛也能够在国家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下开展各类佛事活动。”
那么外电对于这个15岁的班禅的话有何反应呢?
纽约时报援引路透社的报道说,十一世班禅自从1995年被政府认可其地位之后,就开始了一段被严加控制的生活。而另一个由达赖喇嘛十年前选择的班禅,那个名叫Gedhun Choekyi Nyima的孩子,却直到今天还和他的父亲一起呆在监狱里。
报道还提及,新华社所发布的有关15岁的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赞扬中国宗教政策的报道,导致了许多国际人权组织的一片批评。
不管如何,在西藏问题上中国官方与西方媒体的立场完全是截然相反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开始接近。至于小班禅的那些话,我不得不认为他是在胡说八道。刚才去国家统战部的网站看了其对宗教本质的解释,即“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恩格斯的这个观点有可取之处,呵呵,用来解释毛的被神化倒是蛮不错的。
下面是12月20日《经济学人》上一篇文章的摘译,可以让我们对老外视野中的西藏问题有个大致了解。

Tibetans in exile

流亡中的西藏人
——雪山的另外一边
经济学人,12月20日

在流亡中,西藏人担心着达赖喇嘛之后的生活。

“我们正面临着绝灭。”14世达赖喇嘛,西藏人的精神领袖向聆听他演讲的450位同胞中的一个说,虽然他在此前刚刚用他习惯的笑声鼓舞那些听众们。大多数听众都是印度达兰沙拉(流放中的达赖喇嘛的居住地)的新客人,喜马拉雅山将达赖喇嘛和他的家乡隔绝开来。几乎自从他带着8万追随者逃离西藏——在1959年中国政府镇压西藏暴动之后——起,,他就开始担心西藏文化的存亡问题。每一年这种担心都在增大。
在大约6百万的西藏总人口中,有13万人处于流亡之中,其中三分之二呆在印度。他们始终保持着他们的传统和他们回家的梦想。但是现在有两个前景正在令这些梦想破灭。第一是即将完工的连接西藏与大陆的铁路。当这一铁路在2007年向乘客开放后,汉民族向西藏的移民速度将迅速增加。已经是城市里的少数人种的西藏人,可能会被完全淹没。
第二,正如达赖喇嘛自己在采访中所说的“我的死可能造成严重的倒退”。对于一个转世活佛而言,这听起来比较奇怪。但其实这是一种保守的说法。达兰沙拉的西藏流亡政府总理Lobsang Nyandak Zayul的说法更加直接:“那将会带来混乱,我们真的很害怕。”
今年7月达赖喇嘛恰好70岁,看上去他相当健康。但是他不会永远活下去。他的支持者认为中国政府才需要为此担心,并应当抓住达赖喇嘛所伸出的橄榄枝。教育部的最高官员Karma Gelek Yuthok列举了三条理由:未来的领导人不会喜欢达赖喇嘛对那些西藏信徒们的掌握;达赖喇嘛要的不是独立,而只是“真正的自治”;达赖喇嘛反对暴力。
自从2002年以来,在达赖喇嘛的代表和中国政府官员之间已经举行了四轮谈判。乐观者认为这是双方开始和解的信号。但是许多西藏人担心中国只是为了安抚国际组织的抗议和拖时间。在后者的分析中,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并未把达赖喇嘛看作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恰恰相反,西藏问题将在达赖喇嘛死后得到解决。
中国知道,达赖喇嘛的死和下一个转世肉身的发现,往往会纠缠着阴谋、骚动和分裂;将会有一场对新的转世肉身的搜寻——根据前任所留下的预言、征兆和线索,以及高级喇嘛们的参与来展开搜索。在中间的空白期,由于达赖喇嘛而被抑制的西藏人之间的地区、宗教和其他紧张关系就可能会浮出水面。达赖喇嘛说过只有当西藏人仍然需要这一制度的情况下才会转世。然而,很难找到一个西藏人不相信他还将回来的。达赖喇嘛盼望第15世转世灵童将在西藏之外发现。毕竟,“重新转世的最大目的是继续我的事业。”
这一预言将令中国政府很难插手寻找转世灵童的过程。然而,并不是说这不可能。传统上,班禅额尔德尼必须参与到确认和指导年轻达赖喇嘛的过程中。第十世班禅死于1989年,有两个年轻人——其中一个是北达赖喇嘛和大多数西藏人认可,而另一个则为中国政府认可——都得到了第十一世班禅的称号。而“西藏”班禅却从1995年起就被监禁起来(中国方面称这是出于保护他的目的)。“我们中国的兄弟姐妹们”,达赖喇嘛说,“制造了麻烦。”中国可能要让这两个班禅一起确认达赖喇嘛的继承者。
……
达赖喇嘛的死可能会是一场灾难,对于西藏人而言,这一忧虑看来是有道理的。尽管达赖喇嘛作为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作为许多名人的朋友,他的声名几乎没有带来什么具体的好处:没有一个政府承认他的国家。但是无论是高级政治家还是一般的市民都被他吸引。因为他,给中国制造麻烦的西藏成为受人尊敬的国际公民。而且,在他的影响下,印度给了那些西藏人一个足够大到可以拥有文化复兴美梦的家园。
甚至连西藏文化的批评者们——比如,指责它的从孩童开始的大规模修道院制度——也不想看到它的毁灭。中国已经为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破坏道歉,并强调了它对西藏传统的尊重。在印度的学校和寺院,西藏依然被看成一个拥有充满活力的未来的独特文化。在达兰沙拉,某个“西藏儿童村”里有1900多个儿童住在那里并接受教育。他们大多数都出生在西藏。他们的父母通过艰苦而又危险的跋涉,跨过喜马拉雅山,将孩子们送到印度接受正统的教育。
一个12岁的女孩几个月前和她7岁的妹妹刚刚来到这里。他们经历了一次一个月之久的艰巨的旅行。她的母亲将她们俩送到印度,然后又冒着被逮捕的危险回到西藏。母亲和女儿们可能再也不能相见。刚刚到达的时候,这个来自西藏东边靠近四川边界的女孩几乎不会说藏语,尽管她的汉语很流利。
大多数人都在冬季偷越边境,因为严寒与大雪使得人们容易逃过边防军的侦查(尽管也容易被冻死)。前往印度的原因既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一些西藏人无法承担让孩子进入中国学校的费用。只有富裕的西藏人才能把孩子送进中国的学校。西藏儿童村的Phuntsog Namgyal说建立这些村子“最初的目的”是教育孩子们对西藏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然而很遗憾的是,由于缺乏藏语的材料,由于孩子们必须通过印度的考试,从11岁开始教育使用的语言便是英语。
对于许多人而言,一种西藏式的教育不能掩盖一种不断增长的现实,即他们可能会死在印度。对于他们而言,有一种强烈的诱惑使得他们放弃西藏这一逝去的梦,并在外部世界尽可能的做得最好。德里的一位年轻的政治科学专业的西藏学生Dolma承认,如果他们明天可以回到一个自由的西藏去的话,有一半年轻人会宁愿留在印度。
然而,达赖喇嘛认为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正在失去他们对西藏的身份认同。教育部的Karma Gelek Yuthok是一个供认不讳的悲观论者。他为印度的西藏人学校的双重失败而焦虑不已:一是在帮助西藏学生赢得印度最好大学的奖学金上,二是在为学生提供一个藏语言和藏文化的环境方面。对后者他尤其敏感。毕竟,保存文化是“我们选择流亡的最核心的目的”。更糟糕的是,他担心这些学校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品质问题。
流放在外的年轻西藏人可能被外国同化,正如那些在中国长大的西藏人可能被中国同化一样。每年依然有2500到3000西藏人逃到印度,大多数是通过尼泊尔。其中三分之一的人不到14岁。而在成年人中,大多数是僧侣和尼姑。印度有许多最著名的西藏寺院的分院。但是在达兰沙拉的听众中,都是些不同年龄的普通人(非僧侣),从年老的到年幼的。
通往印度的路途变得越来越艰难。尼泊尔正发生着叛乱,今年一月,国王Gyanendra为了得到中国的帮助,命令关闭达赖喇嘛的代表办公室,以及西藏福利中心,尽管联合国高级难民委员会和一个运输中心仍在运作。在达兰沙拉的一个接待室,有一张新来者手写的招贴,说有三个西藏妇女在尼泊尔遭到了强奸。该招贴建议读者告诉他们的朋友最好聚集比较多的人一起行动。
在达兰沙拉附近有一所西藏交流学校(The Tibet Transit School),它建立于1993年,专门为来自西藏的18-30岁的求学者提供教育机会。一群学生这样解释他们为何决定来到印度:1、来看达赖喇嘛;2、来接受教育;3、来获得比在西藏更多的机会。(达赖喇嘛还补充了第四点:因为在印度更容易获得去美国的机会。)
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在历史上的西藏东部(但今天是在四川省境内),那里的人们实际上根本得不到教育。西藏交流学校的负责人Chhoeze Jampa说该校学生中有四分之三不得不从涂写开始,学习阅读和书写。当他开办这所学校的时候,达赖喇嘛鼓励该校的学生以后要回到西藏去。Jampa说60%的毕业生已经回到了家乡或正准备回去。
在接待中心有两个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原本是属于一个有51人的团队的,但是只有三人到达了尼泊尔和印度。他们每人给了向导4000元。这个数目将近500美元,是很大一笔钱,他们通过卖虫草挣到这笔钱。他们的父母将他们养大不是为了给政府惹麻烦,因此他们还没有告诉父母自己的计划。
这个团队在晚上从拉萨前往边境。在跋涉了17天之后,他们在一座山顶休息,然而却遇到了中国警察的埋伏。警察向他们开了枪。这两个年轻人抛弃了他们的行李,躲在河岸的洞穴里幸免于难。在没有食物没有钱,还因为严寒而生了病的情况下,七天之后,他们终于到达了边界。
对于定居的牧民和农民而言,他们村庄的生活其实并不算太坏。现在那里甚至有了学校,尽管它在小学之后就不再使用藏语教学,尽管它对他们而言来得太晚了。他们忍受如此严峻的经历只是为了去看达赖喇嘛。他们实现了这一目标。后来他们又有了机会打电话给村子,让人捎信给父母说他们很安全,还有,告诉电话那边的朋友,他们看到了活佛。(“他看上去只有40岁!”)
当他们离开家乡的时候,他们只是想去朝圣然后再回来,并为留在村子里的朋友们带回达赖喇嘛的磁带和照片。然而,当他们听到可以进西藏交流学校读书时,他们便计划在这里呆上五年。但这一决定在打电话回家后又开始动摇了。
不过和他们不同,大多数在印度的流亡者——大概10万人——都在进行着一场长期的奋斗。西藏青年代表大会的秘书长Tsultrim Dorgee Chunang忠诚地期望达赖喇嘛的寿命可以到110岁。尽管如此,他认为西藏人应该开始准备失去达赖喇嘛之后的生活,而不是什么也不做。达赖喇嘛自己也以他的方式在为他们准备。他强制推行一种民主制。西藏流亡政府的议会——由46个成员组成——是在广泛的范围内选举的,而自从2001年开始,其总理是直举出来的。
然而,在Chunang的治内,他发现许多流亡的西藏人拒绝对他们自己的未来负责,因为他们依靠达赖喇嘛。例如,西藏妇女协会在一次有关达赖喇嘛主张走中间道路的建议的讨论中,最后得出无论达赖喇嘛的立场是什么,都要跟随他的结论。
西藏青年代表大会没有放弃独立要求,但是他们并不批评达赖喇嘛。Chunang说可以把自治看成是通向独立的踏脚石,而且如果达赖喇嘛死去的话,青年代表大会的非暴力主张可能会被削弱。铁路将成为显而易见的恐怖袭击目标。
这类谈论使得中国谴责达赖喇嘛不真诚。但这也是为什么许多西藏人担心达赖喇嘛的死并希望中国政府尽最大的努力来达成和解。达赖喇嘛在不断激励着人们,他相信中国与西藏之间有共同的利益,他相信“中国的极权主义体系”必将会改变。
“如果你从局部看”,他说,“几乎看不到希望。”“但是如果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那就有希望。”然而,中国仍在继续诽谤达赖喇嘛,几乎不给任何愿意和他谈判的暗示。更甚者,中国还说有股野心勃勃的正在崛起的力量决定让达赖喇嘛死在雪山的错误一边,死在历史的错误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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