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怒江寻找公众的声音

为怒江寻找公众的声音
2005-12-29 星期四(Thursday) 阴

有关怒江大坝的讨论很多,大多数都集中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人文生态与全局利益等焦点上。《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则独辟蹊径,从法治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有独到的眼光。
其实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它可以让我们认识到民主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信念:重要的不是最后的结论是否符合民意或者科学,而是该结论是否合法,是否是按照法律所规定的程序来得出的。
因此,怒江建坝计划最后是被汹涌的民意否决,还是被强大的官商联盟通过,对于我而言,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做出最终结论的过程必须是合法的——既然我们现在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来作为依据。

Seeking a Public Voice on China’s ‘Angry River’

为怒江寻找公众的声音
By JIM YARDLEY
纽约时报,12月26日

在远离标志着现代化中国的喧嚣城市的地方,这个点缀着粗糙的农屋的小小山村看上去和这个世纪完全脱节。但如果你沿着一条泥路走下去,经过一只咆哮着的看门狗,绕过成群的鸡鸭,来到怒江岸边的一小块空旷处,你会看到一块灰色的水泥板,正躺在一块破烂的南瓜地里。
这块无害的水泥板也是一个标志,它标志着捍卫法律的斗争遍布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
这一水泥板就是云南省官方想要在怒江上建造世界最大水坝的记号。该项目将会为当地带来比长江三峡大坝更多的电力,但同时也会威胁到该地区的生态环境。这个村子就可能成为第一个因此消失的村落。
几十年来,中共用命令形式推行着这样的计划。但是被搁浅一年多的怒江计划现在令人意想不到的令中国政府陷入到了一个自己制造的窘境:这个计划合法吗?
由中国环境团体领导的一个联盟正促使中央政府在做出最后决定之前,召开听证会,并公布有关怒江大坝的一份秘密报告。在一个人们不能挑战领导命令的国家,这种公众参与是一个相当激进的主意。但是那些团体称新的环境法确实认可了公民的这一权利。
“这是一个开先例的事件。”北京的一个环境咨询顾问马俊(音译)说,“这是第一次拥有法律保障的公众参与。如果它成功的话,那就意味着前进了一大步。”
中国的领导人经常谈论法治,当然是以他们的方式来定义这个概念的。而对于中国新兴“市民社会”中的许多人而言(包括环境主义者、记者、律师、学者和其他人),法律已经成为一个推动环境保护的工具,同时他们也试图通过法律在一个威权政治体系中扩展个人的权利。
不过试图运用法律力量的举动是冒险的。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几乎没有一个的建立时间超过10年之久的)已经将怒江大坝作为这样一个机会。但是对于怒江大坝计划的抵制行动以及其他议题已经激起了中共的强烈怀疑,并导致更广泛的压制,使得不少非政府组织被迫关闭。政府知道中国存在十分严重的污染问题,并通过了一些新的环境法律。但是最高领导同样需要高经济增长率,后者则又要求增加能源供给。“绿色法律”正面临一个严峻的考验——究竟是哪一边将获胜,是否普通人可以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去。
三峡工程的封闭的决策过程是怒江大坝必须避免的。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大量的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士徒劳的试图召开听证会来讨论三峡工程将造成的环境与社会问题(如大片地区将被淹没,大量人口必须移民)。最后,反对者们仅仅得到了一个象征性的胜利——在最后人大的投票中出现了不寻常的大量弃权和反对票。
中央政府仍然在考虑如何推动怒江大坝计划的进行。国内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在最近几个月被禁止。三个中央政府的部门居然采访要求,云南省的官员也一样。怒江沿岸的地方官员一开始同意接受采访,但是看到了一张书面的问题单子后拒绝答复。
在中国遥远的西南边界的高低不平的群山中,小沙坝的村民们从各种小道收集着有关他们未来的信息。在11月上旬,一个调查队来此测算了房屋和村民们在怒江边上的狭窄的梯田。一些村民说地方官员告诉他们在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假期(将在2月初结束)左右,人人都会被重新安置——尽管大坝计划还没有被通过。
“如果他们让我们搬迁”,一个叫做张建华(音译)的村民说,“我没有其他选择。”

合法的暂缓执行
在2003年春,一个瘦长的、热心的叫做余晓刚(音译)的人知道水力部门正盯着中国西南部的河流。余是一个环境资源管理者,他知道,中国政府相信水力发电可以帮助它解决能源短缺问题,而且这种方式比其他的要更干净,而怒江则是中国最大的、尚未被开发的水力资源。但是余和其他人相信,怒江不能碰。
怒江发源于喜马拉雅山东部的西藏高原上,然后流经陡峭的峡谷向南进入缅甸边界。
在中国,怒江流经一个群山地区,那里有7000多种植物,80多种濒危动物和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说该地区“可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并在2003年夏将它评为世界遗产。
“我们对此十分高兴,因为我们认为怒江将被保护,将不会再有问题。”领导一个叫做绿色分水岭非政府组织的余说。
但是就在怒江被评为世界遗产之后不久,在一张省级报纸上称有一个公私合营的集团要在该江上建造13座大坝。这项计划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层叠式大坝系统,而且看来在政治上它已经成为定论。
这一计划的主要合作伙伴,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是一个国有大型企业;而地方政府则是次要的合作伙伴。在北京,国家发改委(一个很有力量的政府部门)在03年8月赞成了大坝计划,并准备将该计划呈交国务院审批。如果获得通过的话,那么该工程将在2003年9月开始启动。
该计划没有考虑环境和当地居民的问题。将有5万人(其中大多数来自少数民族聚居的山村部落)被移民。而且怒江也是中国仅存的两条自由河流之一。国家环保总局在它的官方报纸上批评该计划。但是谁都知道该部门是中央政府里最没有力量的一个。
不过,一个障碍出现了——官僚主义的拖延,这在中国很寻常。8月很快变成了9月,但计划还没有被上报以得到最终的审批。在拖延期间,一部新的环境法在9月1日生效了。根据美国模式,《中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在公共的或私人的开放利用规划的计划过程中,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数十年的毫不松懈的经济发展已经令中国面临着可怕的污染问题和浪费自然资源的问题。胡锦涛主席已经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新的政府口号。《环境影响评价法》给了环境部门新的力量,即在一个项目被批准之前,对它进行环境评价。该法还将听证会作为环境评价的一部分,尽管没有规定具体的实施细节。
这部法律使得公众压力得以作用到怒江计划中。不过由于地理位置的偏僻,怒江并不是非常著名,尽管它的独特和美丽。
2003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环境会议,许多学者、政府环境官员和非政府组织聚集在一起讨论怒江大坝计划。一个月之后,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组织了中国第一次“绿色论坛”,大量公众参与了这次论坛,包括中国的一些歌星和影星。
在论坛上有个叫做王永晨(音译)的女士,她是绿色地球志愿者组织(该组织在北京)的成员。一开始,绿色地球仅仅关注植树问题和教育孩子环境知识。但是最近几年,该组织积极参与到了阻止四川省一个大坝计划的活动中。
在论坛上,王女士说服了62个名人和影星签署了一份支持“自然的”河流的请愿书。她还会在怒江沿岸的贫困山村捐助成立30个图书馆。
到2004年初,围绕着怒江的争论吸引了全世界的兴趣,有60个国际组织同意游说中国政府。成百上千的中国志愿者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抗议大坝计划。中国最著名的非政府组织,自然之友也参与到这一活动中。而在四川,有一个环境组织收集了1万个签名阻止该计划。
但是关键的力量在于9月1日颁布的法律。当该计划看上去要被批准时,生物学家、学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一致抗议政府没有依法进行一个环境评估。
在04年冬末的时候,当王女士正在给一个记者团作向导时,她的电话响了。一个朋友告诉她温家宝总理暂时搁置了该计划,以便它能够得到“仔细的讨论和科学的决定”。
听到这个消息,王女士喜极而泣。后来,一些中国报纸推测温的这一决定意味着这个计划死了。
但余却不这样看。
“我认为这是公众参与的首次成功”,他说,“但是我不认为这是最后的决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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