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打不赢的官司的律师

郭飞熊尽管获释了,但不知道他的生活会不会从此与便衣警察们结下不解之缘。不过高智晟却正享受着这样的待遇。东南西北博客上转载了一系列的高的日记,可以称之为“和便衣在一起的生活”。高在日记中说:“在往常,每当我早上起来去散步的时候,四个便衣便会在我后面紧紧跟着。每个早晨当我下楼的时候,便衣们就会从他们的车中跳出来然后跟着我。不过今天却相反。当他们看到我下楼来的时候,他们钻进车,然后一个有六辆轿车的车队紧随着我!真是壮观。当我来到公园,那些车子立即停在了公园外。八个便衣下了车,他们看上去很自以为是。每个人都带着耳机,手里拿着对讲机,围在我身边。当他们看到我只是继续锻炼的时候,他们可能很失望。他们站在四周,不知道该做什么;大多数人只是毫无表情的看着我做运动。”
我很难想象这样一幕,政府居然如此害怕这么一个无权无势,没有金库没有武器的公民。且不说政府把纳税人的钱拿来盯梢一个致力于推动法治的律师是否合法,最让我震惊的是,我们的政府已经如此的缺乏自信!一个对自己的统治合理性都产生了如此怀疑,并试图用这样一些便衣来恐吓自己的公民的政府,不仅仅是可恨,而且还诚足可怜。这大概也是为何有如许多公民敢于公开挑战政府权威背后的心理原因吧。因为对于一个自信的政府而言,即便你发现它做了许多令你厌恶的事情,你还是会怀疑自己的判断——也许是我错了呢?因此即便你试图攻击政府,你也会有较多的顾虑,担心自己一旦说错了反而贻笑大方。然而对于一个不自信的政府,不管它怎么威胁恐吓自己的人民,事实上它已经承认是自己错了。因此那些勇敢的公民们就丝毫不会犹豫自己主张的正确性,丝毫不会惧怕会被历史嘲笑——因为他们知道,历史注定会站在他们一边。
尽管如此,在国内,知道高的人也许并不多。《纽约时报》上有一篇对高的采访,贴在后面,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外国人眼中的高律师与中国法治。

Lawyer takes on China’s ‘unwinnable’ cases

接下打不赢的官司的律师
纽约时报,12月12日
By Joseph Kahn

11月的一个早晨,北京司法局召集了一个听证会,内容是关于它对一个中国最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实行关闭一年的惩罚,原因是它搬迁办公室时没有向司法局登记变更地址。
同一天早晨,该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和著名律师高智晟正在2900公里之外的新疆。他没有参加这个他称之为“荒谬的错误的”听证会,因为他要聚集一个地下基督教会的成员以便起诉中国的秘密警察。
“我不能保证你能打赢这场官司。事实上你几乎肯定会输。”高告诉一个在某次突击搜捕中被拘禁的教会成员说,“但是我得警告你如果你过于胆怯而无法面对他们那些残忍行为的话,你将会彻底被击败。”
这一建议可以用来总结高自己和政府的灾难性的冲突。41岁的高,是个果敢的、莽撞的,并经常会燃起怒火的人,他也是一个自称“人权律师”群体中的一员。他接手全国范围内的有关腐败、土地征用、警察虐待和宗教自由方面的案子。他的对手通常只有一个:中国共产党。
现在,该党告诉他停止他的业务。司法局的命令不仅吊销了他的律师事务所的营业执照,同时也包括他的律师资格。官方威胁说如果高不能在周三自愿上交他的律师执照的话,那么会被强行没收。秘密警察现在监视着高的家,无论他到哪里,他们都会跟着他,高说。
高已经成为受到中共迫害的一群律师中最著名的一个。其中一个今年夏天由于受理客户抗议他们的油井被充公一案而被捕。另一个则由于积极为第三个律师——被控告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辩护而在去年春天被流放。
实际上,他们一起将法治置于审判之中,他们既是原告,又是辩护律师。
“这个国家的人们正在意识到他们的权利,并要求兑现法律的承诺。”高说,“但是在你没有亲自成为一个人权案子时你无法做一个人权律师。”
去年中国发生的民事诉讼数字达到了430万起,比五年来上升了30%。而且律师们鼓励这样一种观念:法院可以审讯任何人,甚至中共官员——只要他们负有责任。
中国领导人完全不鼓励这种观念。他们需要法律监督腐败并说服外部世界中国处于法律的统治之下,而非党的领导人的一时兴起。但是他们却止步于一切可能对他们的权力垄断构成本质性挑战的地方。法院从党控制的审判委员会那里接管了权力。律师也可以更加独立的办案,但是经常要面对刑事诉讼的风险,如果他们激起公共秩序的不稳定或者在经手的案件中泄露中共认为是国家机密的细节。
高和其他像他一样的律师的奋斗可以很好地判断中国的司法系统是否从它的附属的地位发展成为更重要的一股独立力量——以减少一切方面的权力滥用并最终保护个人权利不受政府侵犯。
“我们已经尽了一切努力在司法系统内揭示一切权力滥用。”另一个受理政治诉讼的北京律师李贺平(音译)说,“高有他自己的风格。他是无畏的。而且他也懂法。”
高能够背出中国法律条文的章节和条款,他通过集中的自学来将这些条文记在心里。高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兵,而且他也是中共老党员。
他同样是一个旗帜鲜明的异议分子。高大魁梧的他有一个响亮的嗓门。当他大发议论的时候,经常会对一党制的邪恶大加抨击。“残忍的”和“反动的” 是他最喜欢的描述党的领导人的形容词。
“中国大多数官员是残忍的黑手党老板,他们用极端残酷的手段来恐吓人民,并阻止他们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利。”高在今天秋天发在网上的一篇文章中说道。
在早期的一系列成功的诉讼之后,他最近更多的投入到他知道打不赢的官司之中。他为法伦功成员、被迫离家的户主、地下基督教会成员、同行律师和民主活动人士提供免费服务。当法院拒绝受理他的案子时——他们经常这样做,高就利用因特网来引起公众的关注。
高出生于一个农民的家庭,他家在陕西黄土高原山坡上的一间土屋里。他父亲在40岁时就去世了。由于家里穷得买不起灯油,高曾经许多年摸着黑爬上床。这个家庭也无法为高和他的六个兄弟姐妹提供上小学的开销。
但是他说他站在教室窗外听课。后来,在一个舅舅的帮助下,他上了高小,并学会了阅读和写字,从而可以实现他的梦想: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新疆喀什的一个基地里,高接受了中学教育并且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
但是当他退伍之后成为一个卖食物的小贩时,他的命运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在1991年的一天,当他正看着一张用来包大蒜的报纸时,突然发现这样一篇报道。该报道说邓小平计划要训练15万新律师以发展中国的司法体系。
“邓说中国必须实现法治。”高说,“我相信他。”
他勉强凑足了钱参加了一个法律的自学课程。该课程最需要的是对题目和条文的强大的记忆力,而高正好具备这点。他很早就通过了考试。
到上世纪90年代末,尽管是在偏僻的新疆,高还是赢得了声望。他代理了一起诉讼,那是一起医院误诊导致一个孩子昏迷的案子。继而他又在一起拙劣的手术令一个男孩失去听力的诉讼中,获得了一笔令人震惊的收入10万美元。
他也在新疆为一个商人打赢了场官司。该商人接手了一个处于困境的国有公司,但是当他将该公司扭亏为盈后,地区政府却欲图强行收管这个工业。中国最高法院最后判该商人和高胜诉。
“那是一个黄金时代”,高说,“那时候法律看上去真的拥有力量。”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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