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民工的死引发的对中国法治的讨论

一个农民工的死引发的对中国法治的讨论
2006-1-3 星期二(Tuesday) 阴

王斌余已经死了,但是由他的悲剧引发的讨论还远未结束。有两个线索可以帮助我们从王斌余案深入到中国的法治中去。
第一是死刑判决制度的改革。王究竟该不该死众说纷纭,有站在道德立场上的,有站在法律立场上的,还有站在政治立场上的,对此我想无论争论多大,分歧多大,最后应该还是由法院来作出判决。但是法律究竟应该怎样来决定一个人该不该死,怎样保证一个面临死刑判决的人有充分的权利来为自己辩护,怎样保证每一个死刑判决都不会出错(因为一旦死了,就无法挽回了),这个问题显然需要更为广泛的和更为慎重的思考。
第二是法律对弱势群体的保护问题。很显然,如果王斌余能够及时拿到工资,就不会有悲剧发生。是的,那笔工资将拯救五个人的生命,而且那还是一笔拖欠了两年之久的工资!如果在法律上,工人要求老板偿付自己工资的法律成本将非常小,如果拖欠工人工资给老板带来的风险将大到可能让老板破产的程度,那么情况是否会好起来呢?我不知道,但我很希望能够看到这方面的司法改革。

In Worker’s Death, View of China’s Harsh Justice

一个农民工的死引发的对中国法治的讨论
By JIM YARDLEY
纽约时报,12月31日

在那间他等待着死刑执行人的那颗子弹的单人牢房里,农民工王斌余(见左图照片)记录下了他那没有意义的痛苦的一生。出人意料的是,这份记录就如同主流文化一样波及到整个中国。
整整三周,由于讨薪不成而凶残杀人的王斌余案件在因特网上和中国报纸上被重新估量,天平的另一边是王作为一个农民工所遭遇的无法忍受的对待。公众的观点呼吁仁慈;律师们争辩判他死刑的公正性。还有一些人则将这起事件作为中国社会严重不平等的流血征兆。
但是接下来,在9月下旬,激烈的讨论突然消失,就如同突然出现一样。网上的讨论受到审查,新闻媒体的有关报道也几乎完全被禁止。王最后的上诉迅速开庭。从未得到通知的王的父亲只是由于偶然的机会才知道审讯的消息。王的辩护律师被禁止参加最后的审判。
“你们全都是站在一起的”,28岁的王在审判期间叫喊到(他父亲在采访中告诉记者),“如果你们想要我死,那就杀了我吧!”
10月19日,他们这样做了。王被悄悄的、迅速的执行了死刑,而这个消息又花了好几个星期才被完全透露出来。
中国每年执行死刑的人数要比全世界其他地方加起来的还多。据估计,每年的人数可能超过1万人。政府的无情的死刑惩罚机器一直是它保持政治控制和约束犯罪和腐败的最严厉的工具。
但是它现在却已成为质疑中国法治的最显眼的目标。是否有许多无辜的人被判处死刑?这样的怀疑正四处蔓延,甚至包括政府。今年,大量错误的死刑判决被曝光,另外还有一起著名的案件,其中一个无辜的人被判死缓
改革死刑制度已经成为中共控制下的司法系统的优先任务,部分是由于国际上要求中国减少滥用刑罚的压力。在这个党控制下的司法体系中,关于如何改善刑法的问题争议正越来越大。
但是否能够实现这些改革还很不确定。强硬派不愿意限制警察和法院的权力。高院宣布的死刑改革——在官方媒体上被广为鼓吹——则几乎只是回到1980年的状态。
王斌余的案件不像那个无辜的人被误判,它在道德上缺乏清晰性。王在最后一次关于工资的争吵中狂怒的杀死了四个人。但是他被其老板歧视和欺负的那些传言又深深激起了公众的共鸣,人们普遍都对腐败、不平等感到厌恶,对司法系统的嫌贫爱富感到不满。
“王是被迫反抗那些剥削和压榨穷人的家伙。”一个网友说,“为什么法律总是对穷人如此苛刻?”
王的案子也可以解释对于一个面临死亡的被告而言,中国的定罪制度是如何缺乏对被告的保护的。审理王的上诉的宁夏自治区高院的官员拒绝采访。但是试图代理王案的北京律师武绍智说宁夏法院明显是想尽快解决该案。
在上诉之前,王家签署了一份委托书给武律师。但是武说法院官员一开始向他说谎,告诉他上诉程序已经结束了。继而他们又拒绝让他参与该案件。取而代之的是,他们指定了另外一个律师来担任王的辩护律师。
另外,武还指出,审理该案的法官也一同参与了对王案的最终的判决。也就是说,法官们只是在对他们自己的判决进行检查——法律专家认为这种情况很少见,而且这样做的话很难会有对原判的真正复查,更不会制衡对死刑的滥用。
“一个不正义的程序毫无疑问会导致不正义的结果。”武说。
中国对它的死刑体系一向十分谨慎,它一直将死刑执行人数作为一项国家机密。去年(2004年)全国人大估计这个数字接近1万。国际大赦组织记录说至少有3400起——全世界其他地方共有3797起——并提醒说中国的实际数字可能远远超出该记录。海外学者则认为每年中国的死刑执行数为15000起。
在10月底,最高法院宣布它将改变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决定,该决定将死刑的最后判决权交给了省一级的高院。法律分析人士称当初的决定是邓小平在盛怒之下做出的,他认为法院对于打击犯罪效率太低。该决定意味着省级法院可以在没有任何监管的情况下作出最终判决。
而在新的政策下,最高人民法院将重新获得审核所有死刑判决的权力。官方媒体估计这一政策将使得死刑判决减少30%——尽管这一估计无法被证实,但是它暗示着当前体系的深刻缺陷。
“他们感觉在许多案件中存在误判。”清华法学院的副教授易彦由(音译)在解释这一改变的动机时说。易认为这一改变是有意义的,但是这并不是改革,因为这不过是重新建立起中央控制而已。他所建议的一个改革想法是在作死刑最后决定时必须得到法官合议庭全体一致的同意。
北京大学的一个自由主义宪法学者贺卫方认为新的改变应该会改善复审程序,但是同时他也指出只有进行更深刻的宪法改革,建立一个更加独立的司法系统,才能够将渗透入许多死刑案件中的政治压力移除。

在甘肃省南部贫瘠的山地中,农民们祖祖辈辈依靠着土壤为生,他们(包括王的家庭)根本不会意识到这样的法律问题。15岁的时候,在结束了贫穷和悲惨的童年之后,王离开家乡去城里打工。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母亲因一次拙劣的绝育手术受到感染而死。负责计划生育的官员在她生下了王的弟弟之后要求她作绝育手术。王家曾经为此起诉过,但是没有成功。
王一直不断的在到处打工,直到三年前,他在宁夏一家电厂里找到了一份工作,他的任务是包裹钢管。他的弟弟,王斌银,也在同一家厂工作。据王斌银说,老板们都是些很粗暴的人,他们殴打斌余,还在斌余患了胃病之后嘲笑他。
老板们还拖欠王的工资整整两年,这种情况在农民工群体中十分常见。今年春,他的父亲打电话说他为了治疗腿骨折需要紧急手术。兄弟俩决定辞了工回家。但是首先他们需要拿到1000多美元的工资。
连续好几个星期,王斌余找老板要钱。一开始,工头吴华答应如果兄弟俩再干几个星期的话就会把工资给他们。于是他们又做了几周,但是仍然没有拿到钱。“有一次,我哥跑到老板那里,一边哭,一边求他们付工资。”王斌银说。
最后,今年(2005年)5月,工厂老板陈继伟发了善心答应把2004年的工资给他们,但却要扣掉很大一笔膳宿费和其他费用。陈还拒绝在06年前偿付2005年的工资。
沮丧的王试图寻求地方劳动保障部门的帮助,但是对方却说他们没有裁判权。王又去了法院,但法院说起诉的话就要花上好几个月。最后他回到劳动保障局,那里的一位官员答应介入此事,最后说服了老板吴新国在五天内偿还所欠工资。看上去王胜利了。
但是就在离开劳动保障局后,吴新国就不许他们两兄弟住进他们的宿舍。那天晚上,被锁在外面的两兄弟开始敲打吴新国的屋门要求拿到工资。工头吴华,以及其他人很快出现在现场,并试图赶走王氏两兄弟。那群人开始推王斌余,甚至扇王耳光,于是一场斗殴开始了。王斌余拿出随身带的水果刀,愤怒的爆发了。最后,四人被杀死,另有一人受伤。
王斌银说他试图让他哥哥逃跑。他回忆当时哥哥说:“你不能这样做。我们还有个年老的父亲在家里。你让我怎么办?”当疯狂结束后,王斌余将刀子扔进了黄河,然后去警察局自首。一切都过去的时候,那两个老板——陈和吴新国——都没有受伤。
王的第一次审判(6月29日)结果是判处死刑。他的家人没有得到审判时期的通知,也没有参加审判。他看来注定要成为每年要被执行死刑的那一万名默默无闻的人们中的一员。但是9月4日,新华社发布了一篇对王的监狱采访,该报道的内容以及片面的事实令人震惊。
“我想去死”,王说,“如果我死了,就没人可以欺负我了。是吗?”
关于他的罪行,王说:“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已经受够了他们。”但是,他后来又补充说:“我不应该杀别人。我不想这样。”
最后,他还表达了对那些农民工伙伴的同情。“我的死活是件小事”,他说,“但我希望社会能够更多的关注和尊重我们。”
中国的记者们认为该文章的作者之所以选择这一案例是为了迎合温家宝总理改善农民生活的努力。这个官方授意下的采访的报道省略了一些事实。
在采访中还穿插了一些法律学者的话,一些人说司法系统应该足够灵活以给予王更宽大的审判。因特网上的讨论也充满了义愤。
但是对此事的报道突然结束了。因特网上的搜索引擎被要求审查“王斌余”的名字,报纸被告知在上诉审理完毕(9月下旬)之前不得再报道该事件。最可能的原因是,公众的怒火激起了政府官员——他们不愿意看到一起死刑判决被如此公开的质疑——的警觉。在王的牢房里,王斌余告诉他的弟弟,他认为官员们急切的要处死他,因为如果死刑判决被驳回将不利于他们的前程。
二审最后秘密举行。王的父亲,王立定(见上图)正好在审判前一天给他的儿子带一双鞋子。否则,他根本就不会知道这事。他父亲说当检察官说他的儿子的工资已经被完全付清的时候,他愤怒地叫喊起来。然而王斌余立即被架了出去。
现在,王家仍然没有拿到该属于死去的儿子的工资。他人的捐助帮助他们在原先那个破败的家上重新建了一个新屋。父亲把证明他儿子已火葬的小册子一层层用纸包起来。这是他儿子留下的最后记录了。
10月,就在死刑执行前,宁夏的法院官员打电话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他们说他可以来拿儿子的工资。他花了一天多时间从甘肃来到宁夏。但是当他到达的时候,他发现这是一个谎言——所谓的工资不过是骗他来的诱饵。法院官员只是想让他来签他儿子的执行死刑证明。
对于不识字的王来说,他只能够把拇指按在那张纸上。
“他杀人是错的”,父亲说,“但那是有原因的。”

铁锷按:关于王案还可以参考9月11日《南方都市报》的“民工王斌余的怒与悲”一文。另外我想说的是,宁夏高院那些法官的无耻!他们居然欺骗一个老实的农民,一个不识字的老人,一个儿子即将被执行死刑的父亲!如果谁可以找到那个打电话的法官的名字的话,请务必把这个名字贴在下面。也许,王斌余是应该被判处死刑,但是我无法原谅这样无耻的法官!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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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esponses to “一个农民工的死引发的对中国法治的讨论”

  1. M. Liang Liu Says:

    ……“我的死活是件小事”,他说,“但我希望社会能够更多的关注和尊重我们。”……

    in deep thought.

  2. wanderer Says:

    在东京赋闲 有意愿加入做一些日本媒体的翻译工作
    有兴趣请与我联系

  3. yuandong Says:

    喜欢这个更胜于天涯。安静。

  4. santiago Says:

    To yuandong
    为什么呢?这个地方是我备份用的,我还以为没什么人来的呢!而且因为这地方我一直没学会怎么把图片和文字并排放,以及怎么让段前空两格,所以就把我在天涯博客上的文字不加格式的贴过来,图片也省了。呵呵,所以我还是建议你去我在天涯的博客。

    To wanderer
    对不起,这地方因为我很少关注,一般都是把发在天涯上的转贴过来完事。所以今天才发现你的评论。
    我不懂日语,如果你愿意将日媒上的一些有关中国的报道翻译出来那自然再好不过了。我想我们得讨论一下具体的分工协作方法。我的mail是satiago39@126.com,我们邮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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