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卫报笔下的姚文元

要不是姚文元死了,恐怕我至今还不知道原来他早在1996年就刑满释放,而且居然就住在上海!不知道这将近十年的“自由身”他是怎么过的?不过在英国卫报上的姚文元一文中说到姚曾经想写回忆录,但是宣传部门不让他写。再说我在网上查了一下,确实没找到多少记录姚被释后生活的文字,可以想见我们的政府对他控制应该还是很严的。《财经》杂志有这么一句颇具讽刺性的话:“同张春桥病亡后三周才公布消息不同的是,姚文元是在病亡后两周便宣布了消息……”。而 中国新闻网上的一篇文章则提到了姚出狱时的一幕:
狱警打开了那扇沉重的大铁门。姚文元对狱警说:“这么多年,真麻烦你们了。”狱警严肃地说:“不要客气,回去后好好想一想,以后可不能做那些坏事了。”姚文元点点头连说:“说得对,说得对!”他提着自己在监狱里的东西,跟着狱警到了监狱的办公室,办理完了一切出狱手续,看着外面灿烂的阳光,高兴地向大门外走去。
说实话,怎么看怎么像是小学生作文。尤其是“看着外面灿烂的阳光,高兴地向大门外走去”一句。
《大公报》上说姚出狱后与其妻金英先后在上海的川沙、青浦隐居,度过余生。不知道事实究竟怎样。不过令我更感兴趣的是卫报的客观性叙述笔法,即没有对姚进行任何价值评判,只是记录姚的生平及作为而已。坦白地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描述姚的方式,从小到大只要看到姚文元和四人帮,所有的文字都是谴责性的,以至于我在心理上一看到姚就会产生憎恶感。虽然,我压根一点都不了解他。也许,大家的经历和我是一样的。所以,翻译卫报的报道,我的目的是给大家看到另一种叙述方式,我倾向于喜欢这样的报道,因为它不强迫读者接受任何观点,它只是给你事实,让你自己去判断。

姚文元
By John Gittings
英国卫报,1月9日

姚文元,四人帮的最后一位幸存者,最近刚刚去世,享年74岁。他是一个精通辩驳文的写手,在毛泽东的庇护下,他用他的笔谱写了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曲。他那辛辣的文章为毛和他的妻子江青提供了充足的子弹,用以一次次旨在毁灭那些不受控制的中共高级领导人的运动中,这些受害者中包括刘少奇主席。
姚的工作始于上海林荫覆盖的华山路上的一栋殖民时期的别墅——丁香花园。这个拥有一片漂亮的草地的别墅为一群激进的写手——他们服膺姚的领导——从事“文学研究”提供了舒适的基地。正是在这里,姚创造了他著名的雄辩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发表于1965年11月。在该文中,姚认为当时北京副市长吴晗所创作的一部剧本是影射攻击毛泽东在1959年撤彭德怀(彭当时批评毛的大跃进运动)职的事情。
由于对这发来自上海的出乎意料的炮弹十分困惑,北京党委试图保护胡晗,此举恰好为毛在下一年发动对付北京党委的全面的“斗争”提供了借口。姚不久就被提拔到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中去。如果四人帮在1976年毛死后未被逮捕的话,那么姚——尽管他在政府部门内缺乏实践经验——很可能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之一。在一个打倒四人帮后十分流行的漫画里,江青站在一头鹿旁边,鹿的上面挂着一句标语说它是一头马。这幅画来自于秦朝的一个故事,讽刺那些需要盲目的忠诚的人。
在漫画中,四人帮的第二号人物张春桥(死于2005年5月13日)在给打开笔记本的姚作指示。“任何人只要敢说它是一头鹿”,张说,“就把他的名字记下来!”四人帮的第四个成员,上海造反工人王洪文站在一边守卫。在对四人帮的谴责中,姚总是被描绘成一个书写指示的文字帮俑。当然真相还要复杂的多。
尽管姚常常在他的辩论中显示出机会主义的一面,但是他们那些激进的观点却和许多年轻的相信中国“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速度太慢的知识分子(包括毛)是一致的。姚的家庭背景以及上海知识分子的辩论传统同样也塑造了姚的观点。
姚生于浙江省诸暨县。他的父亲姚蓬子是一个上海文学激进分子,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员。1934年,即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姚蓬子被国民党政府监禁,并被强迫推出中国共产党,但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他仍活跃地活动于左翼文学团体中。
他的儿子在1948年入党,恰好是中共取胜前一年。他与父亲一样也选择了文学事业,但却是在党的宣传部门中工作。姚的第一个良机是在1954年,当时著名作家胡风由于呼吁更多的文化自由而惹恼毛,并被谴责为“反革命”。姚,尽管据说是胡的一个崇拜者,迅速写了一篇反胡的评论,从而为当时任上海党报主编的张春桥所赏识。三年之后,在百花齐放运动中,当时中国知识分子都被鼓励说出心里话,但是如果他们真那样做的就会因此受到惩罚,姚又发表了一篇驳斥小说家姚雪垠——该作家批评中共教条主义——的文章。
这次姚的文章引起了毛的注意:姚因此被选为上海代表前往北京参加一个宣传工作会议,并再次受到毛的表扬。于是作为一颗“文艺新星”,姚迅速登上了上海宣传部门的高级席位,包括担任“反右运动领导小组”(该运动旨在打击异议知识分子,将成千上万的他们送去农村的劳改营)成员。
当毛在其妻子江青的配合下于1965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姚成为毛的主要写手。他在搬到北京后不久就成为该市的宣传部长。从那时起,他和张春桥便开始鼓励上海的反叛者在1月革命(1967年)中从市委领导那里“夺取权力”。他还帮助张打压本地激进派,以建立上海帮来代替党的权威。
党确实被转变了,但并没有被废除。在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上,姚入选中央政治局。当毛接近他的人生终点时,一场新的权力斗争浮现了,当时激进派要求“继续革命”,而以邓小平(受周恩来支持)为代表的更多的中庸者则呼吁经济现代化。
到此刻姚已经掌握了整个宣传机器,包括党报“红旗”。在1975年,姚和张共同制作了两篇文章,在这两篇错误百出但又混合了严肃理论的文章里,他们警告说在党内正在出现一种“新的资产阶级”。姚说只要在中国还存在各种阶级,那么就会有“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环境”。解决答案是通过在工资结构上减少不平等和扩大集体所有制来限制“资产阶级的权力”。
1976年,周恩来的死将冲突推倒了高潮。姚将报纸登载周的死讯的版面从计划的四页减少到了一页。在4月份的清明节(传统中吊唁亲人的日子),天安门广场上站满了哀悼周的人们,大家利用这个机会来谴责极左派的领导。在广场上人们不断吟诵着一首著名的诗,谴责姚和他的同伴是“豺狼与走狗”。令姚怒火中烧的是官方媒体全文引用了该诗,尽管号称其目的是谴责它。姚怀疑这是一场“反革命事件”。
尽管邓小平被迫暂时退休,但对于已经和党内所有其他派别(包括至关重要的军队,后者成为毛死后逮捕四人帮的力量)疏远了的激进派而言,这只是一个空洞的胜利。在对他的审判中,姚表现的毫无反抗,只是一味无力地辩解说他“有错但是无罪”。对他的20年有期徒刑由于医学原因而提前结束了,姚曾经希望能写他的回忆录,但是一度受姚控制的宣传机关禁止他这样做。
文化大革命至今仍然是个敏感话题,而姚的死也被整整拖延了两周才在新华社上面被简要的公布
·姚文元,政治家,生于1931年,死于2005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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