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个人隐私的漫长旅程

说到隐私权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发生在我们学校里的一桩教师搜包的事件。我校校规明确规定学生不得带零食进校,但是依然会有学生屡屡犯禁。某班班主任有一次便在学生上体育课之际,突击检查学生书包内可有零食。此举遭来了学生的强烈抗议,《我们》报纸对此还特别进行了报道,并附有该年级大部分学生的联名公开信。但结果是:报纸被校方没收;那位班主任也好,校方也好,没有就此事向学生公开做过任何道歉。
这可是发生在上海,发生在一个以国际化为宗旨的学校里。可见要让国人建立起对个人隐私权的尊重,前路还很漫长。

The long march to privacy

保护个人隐私的漫长旅程
经济学人,1月12日
渐渐的,中国人开始享有个人隐私权——当然,只要他们对政治保持沉默

可以肯定地说,在中文中“隐私”——即西文中的“Privacy”——一词包含一种不正当的、自私的和有阴谋的行为的意思。个人隐私的观念在中国传统中并不具有价值,你随便就可以找到这样的证据。例如这个国家的公共厕所常常是开放式的设计,在里面用厕的人肘碰肘地毫无羞耻地蹲着方便。在医院,羞怯被扔到一边,整个治疗过程可以发生在围成一圈的众目睽睽之下。在偶然的社会交际场合中,完全陌生的人可以相互询问对方的任何生活细节——包括工资、体重等等——而大多数西方人即便和亲密的朋友也不会分享这些。
尽管有以上的事实,仍然有迹象表明隐私权的观念正在得到传播。通过模仿在西方社会普遍发生的争论,许多中国人开始学会对好管闲事的雇主的干涉发怒,对问这问那挖掘数据的市场商人发怒,对到处存在的监视摄像头发怒。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想想几十年前的情况吧。当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接管权力的时候,他们几乎可以毫无障碍的探查普通个人的生活。在国家控制的全盛时期,中国人的工作、住房、医疗、食物和旅游都被官僚们严格管理着,每个人的生活都像是一本打开的书。甚至连育龄妇女的月经周期都被政府监控,从而可以确保那些没有得到允许的人不得怀孕。
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在大多数方面,当计划经济还是转向市场经济的时候,人们也获得了更大的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权。然而,许多奥威尔(英籍作家,以写作讽刺极权主义的小说而著称)式的控制仍然在政治、宗教和言论自由领域保留着。就在这个月初,微软同意中国政府的要求而关闭一个MSN SPACES上的博客,该博客是属于一个直言不讳的批评政府人士安替的。
在另一个案件中,中国政府向雅虎要求一位中国用户的个人信息,从而跟踪到这名叫做师 涛的用户。后者在2004年末被捕,并在去年4月被宣判有期徒刑10年,罪名是通过E-mail泻露国家机密。微软和雅虎都因为在这些案例中与中国政府合作而遭到了大量的指责。
对于中国公民而言,显然隐私权只得到了最微不足道的法律保护。中国的宪法、邮政法、劳动法和医疗法都提及了隐私权,但是却含糊其辞,而且总是屈从于声名狼藉的随心所欲的中国司法系统。然而一些专家认为,政府对于隐私权的态度正在改变,这方面的法律最终将会被加强。
持这种观点的专家之一是中国中南大学的陆耀怀(音译)教授。他认为过去对隐私权的态度是形成于传统的生活结构,在那种结构中,一个家族的好几代人通常会生活在几间小房间里。他指出中国城市居民的人均生活空间已经从1978年的3.6平方米上升到了2003年的11.4平方米。这种增长在激励对隐私权的期望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年轻一代。过去的父母可能很随便的进入孩子的房间,或者看孩子的信件,无须任何请求。陆教授说,但是今天这样做可能会招致意识到隐私权的孩子的愤怒。一部分学者已经公开呼吁来加强隐私权方面的立法。
在公共空间,往往是技术,而非好管闲事的父母,招致了抱怨。尽管相比英国的420万而言,中国的监视摄像头数量还落在后面。但中国正在以稳健的增长速度安装着这些设备。仅在上海目前已经拥有20个摄像头,并且计划在五年之内将这个数字翻一番。广州也已经在预算中列出了2600万美元在其主要街道安装安全和交通监视摄像头。可能高科技程度最强的是北京,那里马路上的摄像头是装备有夜视能力的,并且还配有雷达枪,能够捕获无论白天黑夜任何时候超速行驶的驾驶者的车牌号码。然后司机会被以手机短信形式告知他们的违规行为。
不断增加的老于世故的市场销售者也利用技术手段来获得和开发有关消费者信用记录和购买习惯的信息。而中国的雇主们则会检查自己的雇员在网上都干了些什么。
尽管有几个案例引发了公众的讨论。例如在其中一个里,学生控诉安装在人民大学女生寝室走廊里的摄像头。虽然校方官员坚持它们是出于安全理由才安装的,但是女生们担心当自己去淋浴时会被看到。
在另一个著名的案件中,一个上海银行的工作人员控诉说她之所以会丢掉工作,是因为她的雇主监控到她用公司电脑发给男朋友的情话。这个月初,一些警察抗议对他们隐私权的侵犯。在南京的反恐政策中,政府要求警察在他们结婚、离婚、出境旅游或者买车购房时必须向他们的上级汇报。这一命令迅速导致法律学者和一些警员的抗议,其中一个告诉官方媒体说他认为他的老板正在“过多的侵入我的私人生活”。时代变化得多么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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