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新的文化大革命

关于慈善事业,我想起最近发生的一件事。那天下午我在公交车的移动电视上看到播音员正在报道上海市领导进行“一日捐”(捐出一天的工资)的新闻,看着那些头头脑脑们在摄像机镜头前晃动,并把一个个红包塞进捐款箱的时候,我还在那里琢磨:快过年了,这些领导们是不是发了善心,想让那些穷得过不起年的人可以吃上一桌鸡鸭鱼肉。第二天我来到单位,刚刚坐到椅子上,管人事的同志就出现在我面前,跟我说:“现在大家都要一日捐,小张你要捐50元。”我一时没回过神来,很是傻傻地问了一个问题:“不是昨天市领导刚捐过吗?”管人事的丝毫不含糊:“废话!就是因为他们捐了,所以我们才要捐!”
呜呼,于是我突然明白,以后再要是在电视上看到领导捐钱,那么肯定接下来就轮到我们了。
我们的慈善事业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外国人当然对此不是很了解,因此当他们发现中国交联合国会费那么起劲,看到中国人在印尼海啸期间捐款数额如此巨大时,他们会得出结论说这个国家的慈善潜力不可低估,未来捐钱的人会越来越多。我当然希望是这样,尽管我已经忘记了印尼海啸那次单位又向每个人强征了多少善款。

Charity: new cultural revolution

慈善:新的文化大革命
政府号召崛起的中产阶级帮助穷人
By Jonathan Watts
卫报,1月10日

中国——迄今为止21世纪最伟大的经济成功故事——正在呼吁它的成长中的中产阶级和那些贫困者分享他们的财富。在不断增长的批评——即在这个越来越富裕同时又越来越两极分化的国家里,慈善精神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积聚财富的渴望——之中,政府做出了上述对慈善精神的呼吁。
这25年来壮观的经济增长估计为这个国家制造了超过1万个资产超过1千万美元的人。但是当新富们比以往更多的进行花费、投资和赌博的同时,他们回报社会——包括仍然生活在每天不到1美元的生活水平里的人们——的意愿却受到了人们的疑问。
上周中国民政部的副部长李立国说政府需要私有企业的帮助来应对自然灾害问题。去年是记忆中最糟糕的一年,台风、洪水和干旱在这片土地肆虐,并夺去了2500人的生命,导致1500万人无家可归,令7000万人缺乏食物,这些灾难大多数都发生在贫穷的西部和北方地区。
“我们需要来自慈善组织和社会的更大的支持”,这位部长说,“中国政府将制定新的政策,例如减免税收等来创造一个更好的鼓励公司捐赠的社会氛围。”
这种呼吁在上一代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当时中共夸口说他们将提供任何社会需求,而展示财富的行为在当时则会被作为资产阶级和反革命而遭到谴责。然而今天的私有企业已经占据了中国经济一半多的比例。尽管税收增加了,但是公共消费并没有阻止贫富之间的巨大鸿沟的形成,尤其是在医疗与教育两个领域。
曾经一度遭到官方疑虑的私人慈善组织正在得到认可,但是在过去的10年里,仅有100个国家级团体形成。根据中国慈善基金会的数据,他们去年共收到50亿元人民币,仅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5%。在一份呼吁公司更加慷慨大方的报道中,中国日报指出这个国家的1000万家公司里只有1%的公司去年有过捐赠。
一度是穷人的一个重要支持来源的国际基金正在枯竭。在指出中国的经济成功的同时,联合国粮食计划结束了它在两年前开始的对中国的人道主义援助。在过去30年来对中国最大的援助者日本宣布它不久后也会结束对中国的帮助。而在许多大捐赠者中的英国国际发展部门(the British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现在也正减少他们对中国的活动。
面对这样一些趋势,中国政府已经建立了成千上万个慈善中心接受来自公众的现金和衣服的捐赠。去年6月推行了国内第一个捐赠减税政策,尽管在一开始还仅适用于很少数量的机构。
一些私人慈善者则通过自己的努力做着很好的慈善事业。在这些人当中必须提及黄如论,他是金元房地产和投资集团的创立者,他在2005年胡润报告的慈善家排行榜上名列首位,他共捐赠了2000万欧元建造学校和帮助穷人。
Rupert Hoogewerf,该名单的英国编辑,乐观的认为将会有更多像黄一样的人。“慈善事业在中国仍然还未成熟。但是人们正在捐出他们的钱。”他说,“过去我们还不能说,但现在就可以这样期待了。”他指出许多中国新富都是在童年时期亲身经历过贫穷的,“他们会比英国人更有同情心。”
其他人指出文化的和历史的原因导致了中国在慷慨施舍方面的缓慢步伐。“富人们只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富起来,他们仍然感觉不安全”,清华大学的商羽生(音译)教授说,“这里几乎没有慈善的传统。有钱人并不太多考虑这个问题,而政府也不提供多少激励。”
在中国迅速发展之中,一些最新的百万富翁们说他们太忙了,以至于没时间考虑他们的慈善责任。中国最大的网络搜索公司百度的创立者Robin Li拥有估计3亿5千万英镑的财富,其中大部分都是在去年增长起来的。他承认他的公司还没有回报社会很多,但同时说这仅仅是因为它增长得太快了。“我们还没有做很多是因为我们才刚刚上市”,他说,“但是未来我们将更多的投入到慈善事业中去。”
同样的情况可能在国家层次是真的,中国正处在从被援助国到援助国的角色转换中。政府已经向世界粮食计划提供了第一笔小规模援助,而且中国也为一些非洲和亚洲国家提供了支持——通常和商业联系在一起。北京政府也已经成为联合国预算中排名第九位的捐助者,每年承担了2300万英镑的费用。从中国占全球经济的份额来看这一数字是适度的,但是从这个国家人均收入不到600英镑每年的标准来看这笔钱巨大的。
然而,乐观主义的最大证据是海外自然灾害发生时的公众反应。去年中国红十字会收到了为印尼海啸受灾地区捐赠的3000万英镑的善款,而卡特里娜飓风和巴基斯坦地震的总数则稍小一点。“海啸是中国慈善事业的试金石。”商教授说。
道德,就像在今日中国的一切事物,正处于涨潮之中。根据传统的儒家伦理,成功的个人应该进行慈善事业。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将这一责任交给了国家。然而既非这些也非其它理念占统治地位,事实上,这个国家正在经历一场工业革命,它伴随着维多利亚资本主义时代(1837-1901,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时期,被认为是英国工业革命和大英帝国的峰端。但马克思也是在这个时期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灭亡)的一切痛苦以及——到目前为止——不太多的慈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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