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的斗争:攀比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对中国人的性格了解得比较透彻,这个标题就很是一针见血。然而“Keep up with the Chans”害我查了半天才弄明白它的意思,原来就是“Keep up with the Joneses”的意思。Jones是英语中一个常见的姓,换成中文的语境,当然就是Chans。不过,“陈”是中国的第一大姓吗?
译完全文,我仔细想了一想,发现自己的物质期望值也挺高的,至少得有车有房还有旅游假期,当然,如果有伟大的事业等待我去完成的话,我可以放弃那些东西。不过我从来不会跟别人比较,看到单身朋友买车买房之后,偶心里会涌起的想法是:哈哈,这回有交通工具和聚会地点了!
讨论中国两极分化问题的文章有很多,这篇文章从中国人的文化特征——攀比——出发来点出这种差距导致的紧张。而这种肤浅的文化性格又直接孕育自价值观缺失的平庸时代。也就是说,文章最后的逻辑指向必将引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共将如何解决重建价值观,并用新的价值观来指导中国人的生活的问题上。从毛泽东理论、邓小平思想到三个代表、和谐社会,这一切走马灯似地换着,然而似乎都只是过眼烟云,当不得真。那么站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我们究竟会走到哪里呢?

New struggle in China: Keep up with the Chans

中国新的斗争:攀比
10%的城市居民占有着40%的城市财富,这一现象正在增加人们的失望
By Robert Marquand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月18日

当中国的狗年来临时,在中国的成功一族中流行起一种新的时尚——滑雪。在北京郊外新建成了8个滑雪村,办公一族们纷纷前往其中一个营地。许多人是开着SUV车(多功能多用途轿车)来的,这种高级轿车也用于去甘肃或者内蒙古内地探险的流行时尚。
能够支付如此奢侈的活动的中国人属于为同胞们制定期望标准的人。伴随着竞争奥运会举办权以及太空竞赛,这群人的生活图景就是中国所能达到的模范,是胡主席在其新年讲话中所传递的“让所有中国人都受益”的那样一个繁荣社会的前景。
然而官方担心这种期望标准可能增长的太快了。失望正在被普遍地感受到,就弥漫在那些与财富擦肩而过但却没有完全受惠的人们中间。这个圣诞夜,在北塘天主教堂里,主教刘永斌(音译)向满满挤在房间中的人们呼吁:“当我们看到其他比我们更富有的人们时,我们不应愤怒。”
在15年的轻率的市场化和物质化的进程中,中国正处在一个转折的时期。专家说,中国领导人正面对着复杂的任务,他们要实现一系列的社会任务,包括人们不断增长的期望值,并使中共一党制和儒家文化适应日益增长的现代化的和受教育的平民的需要。
“事情已经从什么都是意识形态没有物质主义变成了什么都是物质主义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或者价值观。”经验丰富的中国观察者Laurence Brahm说,他是北京红色首都俱乐部(Red Capital Club)的老板。“人们期望值的转变是个重大征兆。80年代的人都在谈论理想,而今天的人开口就问‘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城市居民关心的是和左邻右舍比排场比阔气。”
当然,普通中国人的期望从来不会过分。刚刚下了过车来自江西省的李宛(音译)坐在市区里一张巨大的公共电子“职业信息板”前,看着上面闪现着各种招聘广告,从“停车场服务员”到“办公室副经理”。他穿着褐色的短袜,并对被称为“外地人”或“北京外来人口”感到些微困惑。他的梦想是在北京有一套公寓,并让女儿在北京上学。但是就向许多拥有同样故事的被采访者一样,李的计划取决于他是否能够每个月挣150多美元,而找到这样一个工作的难度超出他的想象。
在一个角落,一位年轻的妇女正在吃着一只鸡肉三明治,并告诉我们说她从深圳的沃尔玛超市改行来做东菀的一家网上化妆品公司推销员。她还没有实现买一套房子并结婚的梦想。按照法律,她所挣的钱的10%会进入她的住房基金从而在她准备好时可以购买。“我希望我的工作将会更好,还希望我能够在两年里买一套房子。许多人都在存着钱等待买房。”
仅仅在二十年内,中国就从一个几乎零生产力零资本,政府计划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拥有巨大外汇储备的头号制造业大国。一个20岁的中国人除了不断增长的经济之外一无所知。上个月,四人帮最后一个成员姚文元去世。今天,成功已经成为现世的宗教,并在几乎每一次官方讲话——一个西方学者称它们为“天堂的布道”——所传递的机会中得到巩固。
在某些方面,中国的拜金文化更加贪婪,更加带有不可抑制的竞争性。在中国,有着更为紧张的攀比的比赛,但是却没有类似Rotary俱乐部、教堂或者其他公民的或志愿者的机构。40%的财富被控制在10%的人手中。年轻人正以破纪录的数字不断获得着文凭和证书,然而30岁以下的人的失业率却达到10%。失业率太高了。
在华盛顿大学毕业的Andrew Hu说中国人现在和西方人一样面临压力与期望的问题。“享受简单生活只是我们的梦想”,他说,“但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必须照顾家庭,必须在工作岗位上和其他人竞争。这一压力不仅仅来自家庭,也来自他人。我们看到有人买了辆新车,于是我们说我们也要一辆新车。”
“在期望值和工资之间的鸿沟在继续增大,心理上相当数量的中国人感觉处于比以往更大的压力之下。”北京的市场研究机构Horizon Market Research的主任Victor Yuan说,“期望值很高,但抵押也很高。这个社会正越来越倾向消费主义,许多人处在巨大的满足家庭需求的压力之下。一些人发现就连维持他们的工作都不容易,更不用说实现期望目标了。”
能说一口流利英文的马金流(音译)在欧洲大学拿到了研究生学位。但他还是回到中国从事两年前他所做的风险投资工作。“我没有选择,市场相当困难……而我又拿不出在住房基金内的钱,这令我很不舒服。”
这种期望危机在中国那3%的城市富人当中是几乎感受不到的,他们雇用司机,送孩子去海外学校,每个月收入超过1200美元。不过,这种感觉普遍存在于更广大的城市居民中,他们生活在一种新的拜金文化中,但是却没有一个坚实的支柱可以依靠。他们每个月只挣150-350美元——这个收入水平代表着一般公务员、学者、普通职员、警察、技师和教师。他们很难承受得起好房好车。在电视上,他们看到其他人做着他们无法支付的事情。而他们只能将储蓄大大投入到医疗保障上,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体系不能很好地为他们服务。许多人对住房基金感到不满,因为他们觉得在他们能够使用这笔钱以前不知要等多少年。(一个年轻人指出,许多人现在结婚的重要动机是可以“共享开销”。)
上个月,政府决定不再给这个阶层增加25%的工资——因为这会加大这一层与下一层的差距。当一个党员评论此事时说:“我们现在都有期望。但是我还没有达到这些期望,而我现在已经40多了。我开始有点担心了。”
许多中国人有着强烈的公平与不公平,对与错的原则。他们看到许多人通过抄近路和腐败跑到前面去。
有一个陆军上校每个月只挣500美元,而且不会再上升了;他将失去他的轿车特权,从而使他不再能够送自己的女儿去一个名牌大学。他感到他正在输掉,因为他不接受非法的副业。
“中共正处于信任危机之中。在一方面,他们要维持一党制下的资本主义和推动显著的消费”,红色首都俱乐部(Red Capital Club)的老板Brahm说,“另一方面,他们没有价值观,或者说没有真正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缺失是造成腐败、不负责任和社会混乱——这些问题也正是中央政府所担心的——的主要原因。”

Advertisements

Leave a Reply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Connecting to %s


%d bloggers like th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