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经济:民生奈何艰’ Category

让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

April 2, 2006

铁锷于2006年3月28日 

前两天和几个认识了三四年的外来工子弟聊天,他们现在都念初中了,尽管是在上海的公立中学里学习,而且各方面表现都属不错。但是谈及未来,大家都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困惑与忧愁。
我不知道农村户口的人何时才可能享有和城里人一样的权利与地位,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只要户口制度还在,只要在户口制度下依然存在着对待农民与城里人完全不一样的政策(主要是教育、医疗、劳动保障),那么,就算农村土地私有化了,所有的矛盾依然还会在那里,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改变。
下面翻译的《经济学人》上的这篇文章比较乐观,看完这篇后,有兴趣的人推荐看看维舟的“荷泽行”,那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How to make China even richer
怎样让中国变得更富?
经济学人,3月23日

——让农民可以拥有他们的土地

1940年,也即中共取得统治权9年之前,毛泽东抛出了一个“新中国”的计划。他说,这个共和国应“采取必要的步骤”从地主那里没收其土地。在“土地归耕种者”的理论之下,农民应该对自己耕种的土地拥有所有权。但愿事情真的会如此发展。
所谓“必要的步骤”包括大面积的杀戮。几十万,甚至可能有几百万的占有土地的农村居民和他们的家庭被他们的乡亲处死或被殴打致死。农民们得到了他们的小块土地,但不是永远。到20世纪50年代末,土地私有制被废除,农民们成为“人民公社”中的无产者。这是一场天翻地覆的变革,并伴随着糟糕的天气以及一场疯狂的旨在赶超美国工业化水平的大跃进,最终导致了全国范围的数百万人因饥荒死亡。
根据我们的考察,中国已经从破坏中走了出来。自毛在1976年逝世之后的几年,人民公社被解散。在邓小平的领导下,30年来第一次,农民被分配给以一定的土地自由耕种(但是农民对土地仍然没有完全的所有权),并使得农业产量迅速飞涨。这标志着经济改革的开始,并使得今天全世界都对中国所吸引。但是只有中国城市的繁荣令外国公司目瞪口呆。自从中国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飙升起,农村经济仍然远远落在后面。

这一次,真正的大跃进就在眼前
邓保留了毛主义农村政策中的两大支柱: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城乡隔离政策(即禁止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后者由于城市需要廉价劳动力来维持制造业的增长而开始崩溃。但是前者仍然还顽固地存在着。
现在到了复兴毛的新农村政策的时候了。这会缓解农村的对抗,推动农村增长,帮助发展领导人所宣称的真正的市场经济。给予农民市场化的所有权,发展出能够保护他们权利的法律体系,这将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如果农民能够抵押他们的土地,他们就可以积攒钱来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土地所有权能够给予他们这样做的驱动。而且如果农民能够出售他们的土地,他们就能够获得一笔资金来开始在城市的新生活。这会增加城市的消费,鼓励不事生产的农村劳力进入城市。对于中国而言,要想保持惊人的经济增长率,减少社会不平等,那么,让数千万失业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到创造社会财富的工作岗位上是必要的。大批劳力离开农民还可以帮助那些留下来的人扩大他们的土地面积,更有效率的使用土地。
没有政府,尤其是那些运作着中国的庞大部门,会轻率的对待这一至关重要的变革。中共意识形态的领导人们无一不意识到如果不能恰当的处理农村问题的话,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他们担心如果允许农民卖出自己的土地的话,会导致地主阶层的重新出现,而且会有大量农民卖掉自己的地,然后跑到准备不足的城市之中,导致贫民窟的出现,增加犯罪。
一些官员也看到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不过是中国所谓“社会主义”的所剩不多的标志之一,并害怕如果这一宪法规定的教条也被改变的话,可能会演变为一场政治冲突。然而,对于中国而言,正是改革的缺席才导致了不稳定,正如农民们用暴力来反抗当地政府征用土地的热情。尽管物质上他们要比1949年的时候更好,但是许多农民说当地官僚事实上已经成为地主,有时候还会利用黑帮成员来将农民赶离他们的田地。
农村的一些反对土地改革的人士则认为,他们是在捍卫农村人口的自身利益。他们指出,对于农民而言,由于缺乏社会保障,因此目前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总体上至少能够保证农民能够养活自己——尽管他们对自己耕种的土地没有完全的所有权。
这一观点的不足之处在于,在当地政府的强制征地之下,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已经有400万农民被剥夺了部分或全部他们的土地。另外,保障农民福利的最好方式不是把他们绑在被抛荒的土地上,而是为那些穷人提供更多直接的服务。在国家财政收入迅速增长,赤字偏低,经济发展飙升的情况之下,中国能够提供这一切。以市场价格为基础来补偿农民因征地而受到的损失,而不是用最低的农业价格。这一方法也会帮助那些贫穷的农民。还有,引进一种建立在房产价值上的税收可以消除地方政府的担忧——他们担心将失去通过出售土地使用权而得到的财政收入。
另外,我们也无法否认这样一种可能,即长远来看土地改革会削弱党的控制力。十年之前,几乎所有的城市房屋都是政府拥有的。在过去的25年里,中国经济改革最戏剧性的成功一幕就是大多数城市住房现在都是私有的。这一状况助长了中产阶级的成长,他们要求自己的财产不会因为党的任性而受到损失。房产所有者正在选举自己的物业委员会——独立于党组织——来保护自身权利。一批新的律师——不同于以前党的随声附和者们——正在崛起并站出来为那些财产受到政府威胁的客户争取合法权益。业主们希望自己的居住周围有一个清洁的环境。绿色环保主义——这一理念在十年之前的中国几乎就不存在——正在刺激着市民社会的发展。
尽管如此,中共还是认为如果经济发展需要以上变化的话,中国将冒很大的风险。过去十年来国有企业的大面积倒闭或者私有化,导致了数百万工作岗位的丧失。领导人知道中国历史是一部周而复始的失去土地农民的流血抗争史;他们现在既想保持控制,又想避免骚乱。而今天,正是完成尚未结束的农村改革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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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幕絕非只有行人的戲劇

February 25, 2006

紐約時報這次選了一個很小的問題來看待中國:交通協管員。記得去年暑假的時候,我帶著自己的學生跑到人民廣場附近採訪交通協管員,他們集中向我們反映的問題就是兩個:一是工作辛苦,一是待遇低。紐約時報的這則報道顯然挖掘的要深刻的多,儘管我不認爲它是一篇優秀的報道——它究竟要説明什麽?上海市民的交通意識淡薄?交通協管員的無奈?好像應該是後者,可是接下來呢?沒有后文。這則報道絲毫沒有採訪除協管員之外的任何相關人物,比如行人,比如交警,比如政府相關部門等等。因此我覺得作者自己也沒有太明確的觀點,於是只能夠點到爲止,正如題目所說的:這決非是一幕只有行人的戲劇。它背後可能還隱藏著整個中國改革的大背景,隱藏著中國人性格的特徵,隱藏著……究竟是哪些,就需要讀者慢慢去琢磨了。

A Drama That’s Anything but Pedestrian

一幕絕非只有行人的戲劇
By HOWARD W. FRENCH
紐約時報,2月20日

在上海較爲忙碌的十字路口,每天工作六小時,並不厭其煩的勸説行人遵守交通信號燈——交通協管李德寳有著與衆不同的見識。
“中國人有許多坏習慣,缺乏交通規則意識就是其中一種。”這位36嵗的協管員說:“三分之二的人無視規則,而且還不能接受勸說。”
無論是在雨天、雪天還是殘酷的盛夏,你可以在上海的每一個主要十字路口看到像李一樣的交通協管,看到他們盡一切努力來勸説不斷抱怨、不耐煩的人群遵守交通規則,而他們所使用的工具僅僅是一個哨子以及一些精心挑選的話語。
上海的交通——在其高峰時十分恐怖,而且還在隨著城市的迅速發展而越來越糟——如果沒有這些協管員的話將會陷入永久的停滯,尤其是在那些愛好闖紅燈或者甚至沖入迎面而來的車流中的行人們的努力下。
然而那些協管員無權逮捕犯規的行人,他們甚至不能開具罰單,這使得許多行人覺得可以忽視他們的存在。更糟糕的是,他們還常常成爲行人們輕蔑和咒駡的目標。根據上海市政府的數據,他們平均每人每月會受到20次身體攻擊。
“這不是一件簡單的工作。”李婉轉的表達了這支爲數8000人——而全上海共有1700万自我感覺極好的,容易發怒的市民——的沒有任何武器的大軍的沮喪感。“特別是你會發現人們看不起你。我們甚至稱自己為這個城市的第五階層。”
每個交通協管都有自己處理問題的方式、策略。身材不高、表情豐富的李鴻(音譯)是個有兩年工作經驗的老手了,她的崗位在這個城市最著名的商業街南京路上,她用平靜的方式來説服行人遵守交通規則。
“喂,你們兩個,如果你們現在穿馬路的話這裡就會被堵塞。”她向兩個正開始違反交通規則穿馬路的人溫和的說,“綠燈只要再有一分鐘就亮了。再等一會兒,好嗎?”
在她的勸説下,那兩個人互相看了看,然後馴服的退回到交通綫后,他們兩人的手深深埋在口袋中。
就在同一十字路口的另一邊工作的周根蘭同樣在午飯時后的交通高峰值班,她很高大,而且很嚴肅。她像一個交通警察一樣揮舞著手臂,吹著哨子。“喂,你,下車。”她對一個30多嵗的正在人行道上騎著自行車的男子說,同時伸出手臂,用她的手指指著對方——那架勢就像山姆大叔的標誌性動作。那男子迅速便下了車。
這一工作剛剛結束,她就對另一個旁觀者說:“沒有比讓人們遵守交通規則更難的事情了。”
這位周女士就像所有的交通協管員一樣,頭戴宣傳帽,身穿褐色工作服,腳著黑皮鞋。這個城市的每個協管員每年都會受到兩套這樣的制服。
這一工作崗位始于三年之前,大多數工作人員的年齡在40多嵗到50多嵗之間,他們正好是這個國家被稱之爲失落的一代人——在中國迅速從共產主義的國有企業計劃經濟(國家保障人民的工作崗位)轉變為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過程中,下崗與企業重組成為家常便飯,於是交通協管員就成爲那些沒有較高學歷而又需要再就業的人們的工作首選。
例如原來是一家國有的室内裝潢公司職工的齊方(音譯),由於公司關門,使得他在經濟上陷入了絕望的處境——他需要錢來讓自己讀高中的孩子上大學。因此,就在他成爲了交通協管員六個月之後,先前做保姆的妻子也踏上了這一崗位。
“當我剛開始的時候,我感到挺尷尬。”齊在解釋他是如何來適應這一工作所造成的社會地位落差時說,“我就住在附近,幾乎每天我都會碰上我鄰居或者以前的同事。他們會這樣說:‘喂,齊方,你怎麽做這種活?’在天氣冷的時候,我會把我的帽子壓得很低,就像以前那種掃馬路的人。”
這一職業有著穩定的每月120美元收入,每天只有6小時工作量,尤其是還有健康保險,這些都慢慢減輕了因社會地位降低而帶來的刺痛。現在,齊的妻子就在幾條街道之遙,市中心的一個十字路口工作。
“頭一個月工作的時候,每天我都是拖著疼痛的雙腿回家的。”齊說,“在夏天你就站在太陽底下被烤,而冬天你則要忍受西北風的呼嘯,但是沒有辦法,我50嵗了,在我這個年齡的人都很難找到工作。而且,我們也沒有任何技能,因此目前的這份工作,對我們而言還是可以的。”
54嵗的張長華(音譯)在另一個市中心的十字路口工作。他說他對這份工作很滿意。“只要市民配合我的工作,我就感到滿足了。”他說,“但是你每天總是會踫到兩三個不理性的人。他們不會理會你多少次懇請他們或者提醒他們不要越綫。他們就是假裝沒有看到你,無視紅燈、我們的警告和哨聲,一意要沖過馬路。”
如果每一個交通協管員都以他/她自己的方式來完成他們的工作,那麽能夠把他們結合在一起的問題是究竟是什麽令今天的人們如此匆忙?是什麽另這些協管員對目前的無能為力狀態採取聽天由命的態度?
“你看這五個手指。”54嵗的吳偉(音譯)工作在商業區的中心街道,他說:“有些手指長,有些手指短,就好像你每天遇到的人一樣。有些是窮人,有些是無賴,他們的教育背景也都各不相同。”
“除了接受現實之外,我們還能做別的嗎?”

扶贫工作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推进

February 17, 2006

2006年2月6日

一些数据,感觉有点用处。如果比较一下维舟的“道路政治学”一文,还可以整理出这样一个逻辑思路:少数民族-边疆-扶贫-道路-控制。呵呵,我并不是说国家扶贫的用心是为了政治控制,我只是觉得除了扶贫的目的之外,顺带一起解决的还有政治控制问题。有兴趣的话可以再阅读一下经济学人上的“压制下的中国远西”“流亡中的西藏人”

Poverty reduction in ethnic regions boosted
扶贫工作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推进
亚洲时报,2月4日


根据官方统计数据,中国去年下拨了48亿4千万元人民币作为扶贫基金给8个少数民族集中的省级地区。
根据国务院扶贫与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这一数额要比去年高出4亿7千万元,占中央扶贫基金的40.2%。
这8个省级地区分别为内蒙古、广西、宁夏、西藏、新疆、贵州、云南和青海,它们是中国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区。
该办公室说,中国政府每年在拨发扶贫款时,都会优先给这些不发达地区,同时还会给予一些优惠政策来刺激那里的发展。从1998年到2005,中央政府共提供了30亿2千万元专门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和文化方面的建设。
自从1991年以来,有些世界银行的扶贫项目已经在上述八个省级地区的六个中进行,包括广西、内蒙古、宁夏、云南、贵州和青海,总数达到了6亿1千万美元。
在中国,根据2000年的第五次全国普查数据,少数民族自治的地区占中国总领土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四。在55个少数民族中,有44个拥有他们的民族自治区。实现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中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1%。
根据国务院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统计,大多数少数民族人民居住在这个国家的边疆地区。在135个边疆县里,有107个拥有他们自己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在边疆地区2100万人口中,少数民族占了48%。
为了帮助那些在边境上的少数民族摆脱贫困,委员会从1998年起发起了一个项目来繁荣边境地区。从2000年到2005年,中央政府共拨出了3亿6900万元来支持在37个边境县中所开展的这一项目。
在未来,该委员会的一个官员说,该项目将扩展到更多的边境县中,尤其是那些居住着少数民族的地方,来帮助这些不发达的县赶上其他地方。

中国新的斗争:攀比

January 21, 2006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对中国人的性格了解得比较透彻,这个标题就很是一针见血。然而“Keep up with the Chans”害我查了半天才弄明白它的意思,原来就是“Keep up with the Joneses”的意思。Jones是英语中一个常见的姓,换成中文的语境,当然就是Chans。不过,“陈”是中国的第一大姓吗?
译完全文,我仔细想了一想,发现自己的物质期望值也挺高的,至少得有车有房还有旅游假期,当然,如果有伟大的事业等待我去完成的话,我可以放弃那些东西。不过我从来不会跟别人比较,看到单身朋友买车买房之后,偶心里会涌起的想法是:哈哈,这回有交通工具和聚会地点了!
讨论中国两极分化问题的文章有很多,这篇文章从中国人的文化特征——攀比——出发来点出这种差距导致的紧张。而这种肤浅的文化性格又直接孕育自价值观缺失的平庸时代。也就是说,文章最后的逻辑指向必将引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共将如何解决重建价值观,并用新的价值观来指导中国人的生活的问题上。从毛泽东理论、邓小平思想到三个代表、和谐社会,这一切走马灯似地换着,然而似乎都只是过眼烟云,当不得真。那么站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我们究竟会走到哪里呢?

New struggle in China: Keep up with the Chans

中国新的斗争:攀比
10%的城市居民占有着40%的城市财富,这一现象正在增加人们的失望
By Robert Marquand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月18日

当中国的狗年来临时,在中国的成功一族中流行起一种新的时尚——滑雪。在北京郊外新建成了8个滑雪村,办公一族们纷纷前往其中一个营地。许多人是开着SUV车(多功能多用途轿车)来的,这种高级轿车也用于去甘肃或者内蒙古内地探险的流行时尚。
能够支付如此奢侈的活动的中国人属于为同胞们制定期望标准的人。伴随着竞争奥运会举办权以及太空竞赛,这群人的生活图景就是中国所能达到的模范,是胡主席在其新年讲话中所传递的“让所有中国人都受益”的那样一个繁荣社会的前景。
然而官方担心这种期望标准可能增长的太快了。失望正在被普遍地感受到,就弥漫在那些与财富擦肩而过但却没有完全受惠的人们中间。这个圣诞夜,在北塘天主教堂里,主教刘永斌(音译)向满满挤在房间中的人们呼吁:“当我们看到其他比我们更富有的人们时,我们不应愤怒。”
在15年的轻率的市场化和物质化的进程中,中国正处在一个转折的时期。专家说,中国领导人正面对着复杂的任务,他们要实现一系列的社会任务,包括人们不断增长的期望值,并使中共一党制和儒家文化适应日益增长的现代化的和受教育的平民的需要。
“事情已经从什么都是意识形态没有物质主义变成了什么都是物质主义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或者价值观。”经验丰富的中国观察者Laurence Brahm说,他是北京红色首都俱乐部(Red Capital Club)的老板。“人们期望值的转变是个重大征兆。80年代的人都在谈论理想,而今天的人开口就问‘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城市居民关心的是和左邻右舍比排场比阔气。”
当然,普通中国人的期望从来不会过分。刚刚下了过车来自江西省的李宛(音译)坐在市区里一张巨大的公共电子“职业信息板”前,看着上面闪现着各种招聘广告,从“停车场服务员”到“办公室副经理”。他穿着褐色的短袜,并对被称为“外地人”或“北京外来人口”感到些微困惑。他的梦想是在北京有一套公寓,并让女儿在北京上学。但是就向许多拥有同样故事的被采访者一样,李的计划取决于他是否能够每个月挣150多美元,而找到这样一个工作的难度超出他的想象。
在一个角落,一位年轻的妇女正在吃着一只鸡肉三明治,并告诉我们说她从深圳的沃尔玛超市改行来做东菀的一家网上化妆品公司推销员。她还没有实现买一套房子并结婚的梦想。按照法律,她所挣的钱的10%会进入她的住房基金从而在她准备好时可以购买。“我希望我的工作将会更好,还希望我能够在两年里买一套房子。许多人都在存着钱等待买房。”
仅仅在二十年内,中国就从一个几乎零生产力零资本,政府计划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拥有巨大外汇储备的头号制造业大国。一个20岁的中国人除了不断增长的经济之外一无所知。上个月,四人帮最后一个成员姚文元去世。今天,成功已经成为现世的宗教,并在几乎每一次官方讲话——一个西方学者称它们为“天堂的布道”——所传递的机会中得到巩固。
在某些方面,中国的拜金文化更加贪婪,更加带有不可抑制的竞争性。在中国,有着更为紧张的攀比的比赛,但是却没有类似Rotary俱乐部、教堂或者其他公民的或志愿者的机构。40%的财富被控制在10%的人手中。年轻人正以破纪录的数字不断获得着文凭和证书,然而30岁以下的人的失业率却达到10%。失业率太高了。
在华盛顿大学毕业的Andrew Hu说中国人现在和西方人一样面临压力与期望的问题。“享受简单生活只是我们的梦想”,他说,“但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必须照顾家庭,必须在工作岗位上和其他人竞争。这一压力不仅仅来自家庭,也来自他人。我们看到有人买了辆新车,于是我们说我们也要一辆新车。”
“在期望值和工资之间的鸿沟在继续增大,心理上相当数量的中国人感觉处于比以往更大的压力之下。”北京的市场研究机构Horizon Market Research的主任Victor Yuan说,“期望值很高,但抵押也很高。这个社会正越来越倾向消费主义,许多人处在巨大的满足家庭需求的压力之下。一些人发现就连维持他们的工作都不容易,更不用说实现期望目标了。”
能说一口流利英文的马金流(音译)在欧洲大学拿到了研究生学位。但他还是回到中国从事两年前他所做的风险投资工作。“我没有选择,市场相当困难……而我又拿不出在住房基金内的钱,这令我很不舒服。”
这种期望危机在中国那3%的城市富人当中是几乎感受不到的,他们雇用司机,送孩子去海外学校,每个月收入超过1200美元。不过,这种感觉普遍存在于更广大的城市居民中,他们生活在一种新的拜金文化中,但是却没有一个坚实的支柱可以依靠。他们每个月只挣150-350美元——这个收入水平代表着一般公务员、学者、普通职员、警察、技师和教师。他们很难承受得起好房好车。在电视上,他们看到其他人做着他们无法支付的事情。而他们只能将储蓄大大投入到医疗保障上,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体系不能很好地为他们服务。许多人对住房基金感到不满,因为他们觉得在他们能够使用这笔钱以前不知要等多少年。(一个年轻人指出,许多人现在结婚的重要动机是可以“共享开销”。)
上个月,政府决定不再给这个阶层增加25%的工资——因为这会加大这一层与下一层的差距。当一个党员评论此事时说:“我们现在都有期望。但是我还没有达到这些期望,而我现在已经40多了。我开始有点担心了。”
许多中国人有着强烈的公平与不公平,对与错的原则。他们看到许多人通过抄近路和腐败跑到前面去。
有一个陆军上校每个月只挣500美元,而且不会再上升了;他将失去他的轿车特权,从而使他不再能够送自己的女儿去一个名牌大学。他感到他正在输掉,因为他不接受非法的副业。
“中共正处于信任危机之中。在一方面,他们要维持一党制下的资本主义和推动显著的消费”,红色首都俱乐部(Red Capital Club)的老板Brahm说,“另一方面,他们没有价值观,或者说没有真正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缺失是造成腐败、不负责任和社会混乱——这些问题也正是中央政府所担心的——的主要原因。”

慈善:新的文化大革命

January 20, 2006

关于慈善事业,我想起最近发生的一件事。那天下午我在公交车的移动电视上看到播音员正在报道上海市领导进行“一日捐”(捐出一天的工资)的新闻,看着那些头头脑脑们在摄像机镜头前晃动,并把一个个红包塞进捐款箱的时候,我还在那里琢磨:快过年了,这些领导们是不是发了善心,想让那些穷得过不起年的人可以吃上一桌鸡鸭鱼肉。第二天我来到单位,刚刚坐到椅子上,管人事的同志就出现在我面前,跟我说:“现在大家都要一日捐,小张你要捐50元。”我一时没回过神来,很是傻傻地问了一个问题:“不是昨天市领导刚捐过吗?”管人事的丝毫不含糊:“废话!就是因为他们捐了,所以我们才要捐!”
呜呼,于是我突然明白,以后再要是在电视上看到领导捐钱,那么肯定接下来就轮到我们了。
我们的慈善事业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外国人当然对此不是很了解,因此当他们发现中国交联合国会费那么起劲,看到中国人在印尼海啸期间捐款数额如此巨大时,他们会得出结论说这个国家的慈善潜力不可低估,未来捐钱的人会越来越多。我当然希望是这样,尽管我已经忘记了印尼海啸那次单位又向每个人强征了多少善款。

Charity: new cultural revolution

慈善:新的文化大革命
政府号召崛起的中产阶级帮助穷人
By Jonathan Watts
卫报,1月10日

中国——迄今为止21世纪最伟大的经济成功故事——正在呼吁它的成长中的中产阶级和那些贫困者分享他们的财富。在不断增长的批评——即在这个越来越富裕同时又越来越两极分化的国家里,慈善精神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积聚财富的渴望——之中,政府做出了上述对慈善精神的呼吁。
这25年来壮观的经济增长估计为这个国家制造了超过1万个资产超过1千万美元的人。但是当新富们比以往更多的进行花费、投资和赌博的同时,他们回报社会——包括仍然生活在每天不到1美元的生活水平里的人们——的意愿却受到了人们的疑问。
上周中国民政部的副部长李立国说政府需要私有企业的帮助来应对自然灾害问题。去年是记忆中最糟糕的一年,台风、洪水和干旱在这片土地肆虐,并夺去了2500人的生命,导致1500万人无家可归,令7000万人缺乏食物,这些灾难大多数都发生在贫穷的西部和北方地区。
“我们需要来自慈善组织和社会的更大的支持”,这位部长说,“中国政府将制定新的政策,例如减免税收等来创造一个更好的鼓励公司捐赠的社会氛围。”
这种呼吁在上一代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当时中共夸口说他们将提供任何社会需求,而展示财富的行为在当时则会被作为资产阶级和反革命而遭到谴责。然而今天的私有企业已经占据了中国经济一半多的比例。尽管税收增加了,但是公共消费并没有阻止贫富之间的巨大鸿沟的形成,尤其是在医疗与教育两个领域。
曾经一度遭到官方疑虑的私人慈善组织正在得到认可,但是在过去的10年里,仅有100个国家级团体形成。根据中国慈善基金会的数据,他们去年共收到50亿元人民币,仅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5%。在一份呼吁公司更加慷慨大方的报道中,中国日报指出这个国家的1000万家公司里只有1%的公司去年有过捐赠。
一度是穷人的一个重要支持来源的国际基金正在枯竭。在指出中国的经济成功的同时,联合国粮食计划结束了它在两年前开始的对中国的人道主义援助。在过去30年来对中国最大的援助者日本宣布它不久后也会结束对中国的帮助。而在许多大捐赠者中的英国国际发展部门(the British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现在也正减少他们对中国的活动。
面对这样一些趋势,中国政府已经建立了成千上万个慈善中心接受来自公众的现金和衣服的捐赠。去年6月推行了国内第一个捐赠减税政策,尽管在一开始还仅适用于很少数量的机构。
一些私人慈善者则通过自己的努力做着很好的慈善事业。在这些人当中必须提及黄如论,他是金元房地产和投资集团的创立者,他在2005年胡润报告的慈善家排行榜上名列首位,他共捐赠了2000万欧元建造学校和帮助穷人。
Rupert Hoogewerf,该名单的英国编辑,乐观的认为将会有更多像黄一样的人。“慈善事业在中国仍然还未成熟。但是人们正在捐出他们的钱。”他说,“过去我们还不能说,但现在就可以这样期待了。”他指出许多中国新富都是在童年时期亲身经历过贫穷的,“他们会比英国人更有同情心。”
其他人指出文化的和历史的原因导致了中国在慷慨施舍方面的缓慢步伐。“富人们只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富起来,他们仍然感觉不安全”,清华大学的商羽生(音译)教授说,“这里几乎没有慈善的传统。有钱人并不太多考虑这个问题,而政府也不提供多少激励。”
在中国迅速发展之中,一些最新的百万富翁们说他们太忙了,以至于没时间考虑他们的慈善责任。中国最大的网络搜索公司百度的创立者Robin Li拥有估计3亿5千万英镑的财富,其中大部分都是在去年增长起来的。他承认他的公司还没有回报社会很多,但同时说这仅仅是因为它增长得太快了。“我们还没有做很多是因为我们才刚刚上市”,他说,“但是未来我们将更多的投入到慈善事业中去。”
同样的情况可能在国家层次是真的,中国正处在从被援助国到援助国的角色转换中。政府已经向世界粮食计划提供了第一笔小规模援助,而且中国也为一些非洲和亚洲国家提供了支持——通常和商业联系在一起。北京政府也已经成为联合国预算中排名第九位的捐助者,每年承担了2300万英镑的费用。从中国占全球经济的份额来看这一数字是适度的,但是从这个国家人均收入不到600英镑每年的标准来看这笔钱巨大的。
然而,乐观主义的最大证据是海外自然灾害发生时的公众反应。去年中国红十字会收到了为印尼海啸受灾地区捐赠的3000万英镑的善款,而卡特里娜飓风和巴基斯坦地震的总数则稍小一点。“海啸是中国慈善事业的试金石。”商教授说。
道德,就像在今日中国的一切事物,正处于涨潮之中。根据传统的儒家伦理,成功的个人应该进行慈善事业。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将这一责任交给了国家。然而既非这些也非其它理念占统治地位,事实上,这个国家正在经历一场工业革命,它伴随着维多利亚资本主义时代(1837-1901,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时期,被认为是英国工业革命和大英帝国的峰端。但马克思也是在这个时期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灭亡)的一切痛苦以及——到目前为止——不太多的慈善行为。